历史上，苏丹的牧民和农民不断为土地和水源发生冲突。最近这些年，在西北部边境的牧民因为人口增加、土地放牧过度而大批向南迁移，占领了许多农业部落的村庄，引起武力冲突以及后者的武装解放运动。冲突的双方都是黑色的非洲人：牧民们自认是阿拉伯人；农民不是阿拉伯人，却也是穆斯林。苏丹政府偏袒说阿拉伯语的牧民恐怕不假，但要说这是种族屠杀恐怕就不准确了。
许多西方人同情非阿拉伯人的农民。其中一个原因是苏丹社会有浓厚的激进伊斯兰主义气氛；“基地”组织在苏丹颇有生存的土壤，还设有分支，以致西方一些官方和媒体把苏丹称为“恐怖主义输出国”。
无论从历史或是现状看，要合理而和平地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确实十分困难。
苏丹问题的历史因由
且不说能否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在讨论苏丹问题时，人们应该注意三个历史因素，明白问题的由来，以免坠入非洲人容易使用暴力的认识误区。
首先，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时候，经常在谈判桌上划定边界，丝毫不照顾边界两边居民的部落、语言和生活方式，更不会询问他们的意愿；也很少考虑到山脉、河流、沙漠等自然的地理边界。20世纪独立的非洲国家因此产生了大量边界纠纷以及部族或部落冲突。今天苏丹和好几个邻国都有这类矛盾；达尔富尔问题就和它与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边界附近的跨界民族有关。其次，英国在治理苏丹（名义上是英国和它的保护国埃及共管）时，有意分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英国以防止疟疾为由，禁止北部的阿拉伯人到南部，也禁止南部人到北部，但又鼓励基督教传教士在南部传教。其结果是助长了苏丹南部人和北部人各自不同的认同。第三，苏丹人在19世纪末反抗英国殖民者时，曾依赖他们最有力的社会资源，即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蔓延很广且持续十几年的“马赫迪（Mahdi，即救世主）运动”就是以伊斯兰的神秘主义为号召进行的反英抗争。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年，但当前苏丹社会仍旧弥漫着浓厚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历届苏丹政府，包括现任总统巴希尔本人，都强调伊斯兰教法的重要性，在处理社会冲突时往往不依据苏丹独立时接受的英国留下的普通法。这几个原因使苏丹很难解决它的棘手问题，也使它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与同情。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因为英国人在苏丹留下了英语（它与阿拉伯文并为苏丹的官方语言），我才能够在喀土穆用护照作抵押，作了一次极短暂但是记忆深刻的苏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