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3)

郭沫若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的。创造社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清华文学社成立的那一段,所受创造社影响是明显的。闻一多在“五四”后开始的新诗创作,受到郭沫若《女神》的影响。闻一多在留美期间的通信中,一再说到创造社,把创造社引为同调,希望同创造社合作,并崇拜郭沫若。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曾经在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诗歌。闻一多把自己关于《女神》的两篇论文送给《创造周报》发表。他赞扬《女神》的反抗、自由、革命流血的精神和大同色彩,赞扬《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是对《女神》缺乏中国文化的色彩和东方的恬静美,有些批评。从这些评论可以鲜明地看到当时闻一多身上的“五四”时代精神。徐志摩也与创造社有过接触;他早期的诗作,与郭沫若曾经同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他曾经把长篇英文论文寄给创造社刊物。拿梁实秋和朱湘对别的诗人的评价比较,他对《女神》的评价是高的。刘梦苇也曾经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在文艺思想、观点方面,闻一多与郭沫若早期的见解有些相似。早一点说,他们都认为文艺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但又都把文艺本身的目的与它的社会效果分开。郭沫若认为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内在的生活美化。闻一多认为艺术是社会的需要,能促进人类的友谊,提高社会的程度,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稍后一点,闻一多提出诗人应该是一张唱片,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并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主张“艺术为艺术”,说如果目的不在文艺本身,那是对文艺没有诚意。而且同意艺术起源的游戏说。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这些观点,与郭沫若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文艺观点差不多。那个时候,郭沫若认为文艺如春日花草,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天才的自然流露,并没有所谓目的。他要诗歌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强调直觉和情感的作用,也接受艺术起源的游戏说。但是,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有了大的转变,这就是说,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创办《诗镌》时的文艺观点,大致上还停留在郭沫若已经自我否定了的那些观点上。而闻一多的文艺观点就是《诗镌》的文艺观点,因此,《诗镌》和创造社,正好形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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