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总策划，我认为它还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在国内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涵盖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还涉及到一些前沿专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完读懂这套丛书，你就已经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知识。二是力图结合中国的现实，通过典型生动的实例，通俗易懂的文字，讲故事的方式，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运作规律娓娓道出，将股市的波澜，企业的经营，外资的引进，汇率的调整，政府的职能等等，剖析得透彻、清晰、简单、明了，称得上“是真佛只讲家常话了”。三是第一次尝试在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对比中，展开对市场经济知识的介绍，以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以及市场机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巨大能力，进而认识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解决当前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不容忽视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四是这套丛书的作者经过在国外著名学府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有的已经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级专家，有的被聘为国际著名高等院校的终生教授，有的曾获得国际经济学大奖。他们比国内学者更加熟悉西方市场经济的利弊，比国外学者更熟悉中国的国情，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又有参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因而做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与实务知识的水乳交融。
1993年5月，我在香港三联书店的第一个任期届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要我继续留任，而上海市委宣传部则希望我回沪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选择回沪工作，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宏伟目标吸引着我，心中惦记的是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可以尽快在内地出版，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奉献一份精神滋养。7月我正式回到上海，由于新的任命还未下来，我主动要求先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帮助工作。一上班，我就向时任社长巢峰同志谈起这套饱含着深深社会责任和时代抱负的丛书的策划和成稿过程。巢峰同志与我心息相通，当机立断，让我牵头，组织全社精兵强将30多人参与编辑出版工作，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地推出这套丛书，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
在领导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尝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获得两个效益。当时出版业已由“短缺”步入“过剩”时代，但编辑仍然没有太多的市场意识，只管埋头编书，一旦书稿发到印刷厂，就不再过问了，这与我在香港做出版的境遇完全不同，于是，我觉得应该让编辑通过这套丛书的运作初步培养市场的意识，也算是这套丛书的内容在出版社本身得到实践。那时出版界市场营销意识初萌，仅仅只是在书评与宣传上花点小功夫，没有人思考融资与投资层面的运营，而我则利用曾在香港工作的人脉优势，与香港的智慧出版公司（当时这家出版社有拓展大陆市场的战略）以“双冠名”的形式合作出版（承诺按比例共同分享赢利），不仅吸引了300万元的前期投资，还让合作方签约承销1万套图书，分摊了销售压力和市场风险，加快了资金的回笼，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对方也获得了品牌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