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世道不好，楼市乱象丛生，有志青年们聚集在北上广的，都要经历租房之苦。《春明外史》中，农村出身、家境贫寒的杨杏园，虽在京城报社担任主笔，但还是在会馆租房住。沈从文的《记丁玲》写过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的生活：“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地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
在沈从文的《记胡也频》里写过，“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像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
《记丁玲》中写不久沈从文去了上海，丁玲和胡也频也跟了去，“（沈)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
这合租生活，不可谓不惨了。不过，有志青年们挤在出租屋里睡地铺，是励志之韵事。想那林书豪在成名一战的前夜，还舍不得花租房的钱，睡的是队友菲尔德斯家的沙发。睡完沙发，第二天他在球场上就爆发了。此事结局更妙：那张睡出了大球星的沙发最后结局如何？菲尔德斯说，不好意思，那张沙发是我租来的，已经退回家具租赁公司去了……
薛君初到北京谋职，找不到住处，赖有同学收留，他就睡在人家屋里的沙发上。我常赞道，睡沙发乃是发迹变泰之肇始，世间穷通无定，别看咱夫妇此际无立锥之地，待你将来阔绰了，封妻荫子，你则翩翩裘马我则楚楚衫裙，咱二人到那家里去，豪掷千金，买回那条沙发，供放家中，提醒子孙克绍箕裘。为妻便为你作一本传奇，名唤《沙发记》……
沈从文讲到自己和丁玲、胡也频的租房生活时，曾说：“有许多年轻人是那么过下来，且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他所说的这“许多年轻人”中，尚有郭沫若、茅盾、鲁迅、梁实秋。他们都在上海弄堂租过亭子间，很多文思，就是从亭子间的叫卖声吵架声麻将声里，十分艰难地诞生出来。鲁迅在《病后杂谈》里絮絮叨叨地抱怨上海的高房租，还很仔细地算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四十，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