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西方朋友问我：“你喜欢北京的家，还是喜欢美国的家？”
我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喜欢流浪。”
他点点头，似乎很理解我这么说的缘由，然后我们陷入了沉默。
换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矫情。可谁能打从内里理解他人的人生？
也许这种取向，和我的经历有关。从生下就遇到了战乱，不是寄人篱下就是逃难，母亲和我从来没有家，都是暂时的、苟且的居所。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种经历竟也是一个有益的铺垫。
正像毛夫人“抓”的样板戏——《红灯记》那出京剧里李玉和所说：“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酒不能喝？”
不过言之有理。好比男人劳作的苦功，几乎我都能干：登高爬低、安装电器、修理家具、扛活提篮……全不在话下。至于生活中的苦处：疾病疼痛，忍饥挨饿……即便背着人，我哼都不会哼一声。
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总算有了固定的居所，但从小打下的烙印，却无法抠掉了。
谁有力气清除一辈子积攒在灵魂上的灰尘（恶心点说是垃圾）？如果有人能够做到，我算服了他。
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因为作品被很多国家翻译出版，于是不断被邀请访问那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对多国的访问让我眼界顿开，但也发现他人的招待虽然周到，甚至条件优厚、安排有序，各项活动却很正式：正式的会议、着装、宴会、采访、与各种人物的会见……而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自由自在惯了，渐渐地，我开始另寻“活路”。
直到现在，我的英语还是洋泾浜英语，从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而后又舍不得抽出时间学习这种世界通行语。能说两句，也是多次出国耳濡目染的结果。“目染”？——我的意思是从肢体语言渐进到两句洋泾浜。
不过从小就是愣头青——可是，不愣头青怎么往下活！
有了前面那些出国访问的铺垫，也就不憷头带着一口洋泾浜英语独来独往于各地了。反正我想，实在难得过不去，就去当地警察局，往他们的办公室一坐，说“我需要帮助”，然后就赖在那里不走了。
据我观察，那些国家的警察基本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