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文化整合中，呈现了自己新的文化特质。
以前，少数民族作家，如云南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内蒙古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都是写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主题，堪称是奴隶解放之歌。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与王朔、马未都等作家到云南参加笔会，与彝族作家李乔座谈过。李乔向我们介绍创作《欢乐的金沙江》的经过，热情歌颂了解放军进军金沙江，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战胜奴隶主，使凉山彝族人民走上幸福之路。我以为，这种赞歌式的表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欢乐的金沙江》作为文学似乎少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和民族文化气质。
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流脉中，以自己民族的文化视角、文化态度将民族生活加以描绘，从中折射出民族理想和品格，一扫过去小说中凌空高蹈的口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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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8年由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选发了一部分。我们是这样宣传《尘埃落定》的：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儿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尘埃落定》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鲜明地表现康巴藏族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质，在对历史传奇生活的冷静超然的叙事中，将哲学意识融汇其间，恰如陶渊明东篱采菊的悠然，又似佛教禅宗迦叶禅师的拈花一笑。羚羊挂角，诗意超然。哲理性与生命状态水乳交融！
《尘埃落定》以其文化内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原本，《尘埃落定》中曾经那样张扬与喧嚣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已归于平静；但有关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的话题，却总是被人津津乐道。
2003年9月，《尘埃落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当代文学唯一经典，进入了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必读课程标准》。但由于小说中有些细节涉及性描写，遭到一些学生家长的质疑，甚或批评。几乎与此同时，根据《尘埃落定》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并在当年金秋获电视剧金鹰奖。接着，阿来又应邀到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去演讲。
阿来慢悠悠从从容容地走上讲台，很轻松潇洒地对听众笑了笑，然后口若悬河似的开始了他的演讲。令台下各国作家惊异的是，这位中国藏族小伙儿，对世界文学竟如此熟悉，那些经典的文学，可信手拈来，而且评价极见眼光。阿来最后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流浪。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