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一那年，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的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家具的玩意儿，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在摸索着排出了第一出戏《暗恋桃花源》后，一位定居在学校附近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主动找到了剧社。她学过舞台化妆，此后的每一出戏她都无偿来为二三十号演员化专业的话剧妆。
2010年春，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这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纽约剧院的租金高得吓人，剧社困难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造成大额亏损。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收到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七十五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传奇的中国旅行剧团。
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历史重量让我们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位老人，为了这延续七十五年的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凯雅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
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念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的台词：“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绝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
一个北京姑娘念着上海小姐白流苏的台词，仔细把北京的儿化音都去掉：“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们穷了，是我把你们吃穷了。你们亏了本，是我带累了你们。你们死了儿子，也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