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我参加了很多会议，比如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会时人家做笔记，我干看着，发的学习文件我也看不下来。解放后演戏，也不是提纲幕表戏和师傅口传心授了，而是有了剧本，建立了导演制度，讲究分析人物，谈体会感受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演员有文化。还有报馆记者来访问，有的记者约我写一篇对新中国成立的感想，我也不避讳就实话实说，告诉人家我没文化，不会写，人家听了都觉得奇怪和遗憾，没有想到我不会写。但我有个好处，我不许人家替我写，他可以作为访问我写访问记，替我代笔我不愿意。
在这么多困难面前，我就感到在生活上多么需要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哪，无论在演戏和生活上的一切，我都需要有人帮助，我太困难了。那时我的全家人都在天津，只有一个不认字的二姨跟着照顾我的生活，我跟二姨谈心里话：“我真难哪，时常人家说的我不懂，现在是解放了，不认字没有文化不成了，我要找一个能帮我的人，又要看得起我。”二姨很同情我，她说：“我这一辈子睁眼瞎，你可要找个有文化、通情达理的人，别跟那大老粗打交道，过一辈子糊涂日子，哪怕大几岁哪，人心要好，能帮你……”二姨这些话时常讲，对我选择伴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我要过两关：一是生活关；二是艺术业务文化修养关。我需要一个志同道合能引领我一起前进的伴侣，我需要过一种安定正常的生活。我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是非常严肃的，什么我都不贪图，我唯一的要求和标准就是要有文化。演员不行，他和我一样没有文化；同学不行，他的文化程度也是刚刚扫盲；军人我害怕，因为旧社会官面打人的凶狠形象，还没有在我头脑中离去。当时追求我的人很多，有人给我写信，还有人寄了照片来，也很漂亮。我对这事很烦恼，因为我念不下信来，也不好求人念，因为有的人写的信实在肉麻俗气，因此我也不好意思求人念。有些好心人为我介绍的人很不合适，我不愿意，就用在旧社会常用的尊称对方为“叔叔”、“伯伯”的办法躲开对方。
我对生活有自己的尺子，有自己的要求，我要求的男人，在艺术上，文化上，他应该是我的老师，在生活上，我需要他像父辈那样耐心地教育帮助我，同时他爱我，了解我，尊重我，欣赏我，是我的丈夫。我喜欢的男人应该聪明，有才华，既忠厚正直，又幽默风趣，乐观坚强，生气勃勃，我最不喜欢，最害怕和讨厌油头粉面，嘴甜会讨好人，表面上很乖像驯服的小猫儿，可一旦翻了脸残暴凶狠像只狼。吝啬的男人也很可笑，爱钱如命，一分钱也要算计，这种男人在我小时候就在戏班看见过。他对唱主角的妻子低三下四，台上做戏台下也要处处作戏讨好妻子，转脸就不忠实，夫妻之间互相利用。为了钱吵架，经济大权谁也不让谁，一分钱两人也要算账，俗不可耐，认钱不认人。这种夫妻关系在旧社会可多了。
我追求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有文化的，我崇拜羡慕的是从电影上知道的大文人洪深、蔡楚生、史东山、夏衍、田汉，吴祖光也是在那时知道的。我们戏班没有看书的习惯，我师傅张福堂，是有地位的著名鼓师，他曾经专给刘翠霞打过鼓。我们移植《风雪夜归人》是唐槐秋给的话剧本，他帮我们排的，张老师说：“我认为槐秋是唱旦角的人。”排《暴雨》，他说“曹禺跟曹操是一家子”，这都闹了笑话，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可怜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