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光由于跟我结婚，时常有评剧演员来我家，天津的老艺人张福堂、王玉堂、刘兆祥、董瑞海等人来北京看戏，祖光都是亲自接待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并陪同他们一起游览名胜。本来这些民间艺人，对我嫁了一个名作家丈夫，来我家都有顾虑，可是见着祖光后，都夸奖他是平易随和的好人。
祖光真的做到了向我一生负责。我们结婚后，他从天津把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们全都接到北京，并为弟弟妹妹们都安排了工作和学习，至今弟弟妹妹们还常说：“父母没有文化，姐夫像父亲一样，一个个把我们拉扯大了，现在父母都不在了，也是姐夫一手办理的，我们应当对姐夫像父母一样的尊重，他担负了我们全家人的重任哪！”
在旧社会，我因生活所迫奔波劳碌，身体很不好，解放初期私营班社，日夜演出不能很好地休息，1950年为了抗美援朝，我们剧团捐献了“青年号”飞机，又捐献了“妇女号”。各地演出，一天几场。当时剧团只有我一个主演，1951年，在台上演出吐了血，当时在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得了肺结核病，要求隔离治病，剧团的同志们都不敢接近我，限制我吐痰在规定的痰盂，开会谁也不敢挨我近了，更可怕的是开会的团长室门口写着“注意肺病传染！”在台上唱戏，同台演员不敢跟我做戏躲过脸去，宁可面向里也怕对着我做戏。
我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这是大夫的指示，肺病开放期是很危险可怕的，也不能怪同志们。只有祖光不怕传染肺病的威胁，照顾我吃药，量体温，并且每天写病历，还亲自为我安排饭食，准备各种营养品，而且陪我天天到东单广场散步。
祖光当时在石景山体验生活，做工会副主席。他为了照顾我，常常骑自行车赶回来。他总是进门就问：“还发烧吗？按时吃药吧？”有一次下大雨他骑车回家，浑身都被淋透了，一进门就先找体温表，为我试体温。他亲手把每份药一包包地分好，包上写好服用的时间。如果我睡着了，他就脱下鞋轻轻走进屋，为了不出声，怕惊醒我，他坐下来看书报尽量不走动。为了让我养好病，又不寂寞能学习，他为我请了一位教文化的老师，一星期来上两次课，这位老师在《新民报》工作，就在我住的前院，她也就顺便跟我聊天解解闷。
这时我虽然病了，可还要坚持演出，私营自负盈亏的剧团，主演得病也要拼命演戏啊！如果我休息了，全团就要都休息歇了呀！祖光着急，大夫坚持要我全休，我也越来越没精神，每到下午发烧，脸蛋红红的。
当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他了解部队战士很喜欢评剧，要办一个评剧团，这消息是总政文化部著名剧作家宋之的传来的，部长陈沂来我家跟祖光提出：“凤霞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病只有加重了！如凤霞这个团全体参军，成立军委总政治部‘解放军评剧团’，协和医院是军管进住的医院，凤霞可先在医院治疗。”
是好事，事情总是应当顺利，就是好事难成，有人在捣鬼，全团参军没成，我一人参了军，虽然有人拼命设置障碍，我也带着“三红”穿军装离开首都实验评剧团，主持我参军的是周扬、陈沂两位同志。
到了部队，我一个人是唱不成的，而且我也必须住进协和医院治疗。萧华同志亲自批准建立“解放军评剧团”，由我任团长。我在各地看戏，选拔演员，一个个挑选，军队剧团又要条件严格，政治、艺术却很不容易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