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绞尽脑汁： 派谁再出使俄国
光绪六年春节前的二十来天里，大清王朝最高层的亲王、郡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吏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户部的满汉堂官，遵照皇太后的旨意，云集到总理衙门，会商军国大事。这是大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稀罕事。一时间，京城的翰林言官、清流学士，以上疏言俄事为风光露脸，就连市井的茶馆、酒肆、商号店铺，人们也以闲侃俄事为时髦。丧权辱国的崇厚成了人人唾骂的卖国贼，李鸿章一味求和允约，也被人斥之为“老糊涂”、“老没用”。而被钦定参加王公大臣会商的张之洞，则成为人们议论的风云人物。他的奏疏被文人墨客大段大段地吟诵，清流派的几名核心人物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也都名噪一时。
京城的外交政治动向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成都等地督抚大员也不断上折进言，各陈允约和拒约的利弊。上海最大的英国人办的《申报》，连续发表文章，说长道短，推波助澜。
在这种社会舆论下，皇太后饬令总理衙门前后召开了三次高级会议。会上，主张力拒崇约，严惩崇厚，全力备战的呼声成为主流。参加会议的军机大臣宝鋆、在军机上行走的景廉、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等在会上都敛声屏气，不敢公开为崇厚开脱。沈桂芬为避免众人对他荐人失误的指责，干脆在家称病，不参加会议。奕受命主持廷议，更不好表示他一贯的求和主张。参加议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主宰会议的实际上不是恭王，而是至高无上的大清掌权人——慈禧太后。恭王所能做到的，便是竭力说服大家保全崇厚的性命，不致把与俄国人谈判的大门堵死。
最后廷议的结果主要是以下几条：一、坚决不允崇厚与俄国人签订的十八条协议；二、崇厚违训越权，擅自签约，情节重大，交刑部按大清刑律定罪；三、另派使臣赴俄，重新与俄国谈判，改订条约；四、做好俄人不予重开谈判或一旦谈判破裂的准备，对俄国可能从海上和陆地军事侵略采取防范措施。
这四条意见，实际上是主战派和主和派妥协的产物。因此，和与战的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对奕为首的军机大员们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打破僵局，推动再次和谈。
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三，恭王府门前并未显示出往年那种过节的气氛。往年这时候，王府后花园大戏楼要唱三天大戏。唱戏这几天，王府大摆宴席，宾客如云，热闹非凡。可是今年恭王爷早就下了一道“三不”禁令：不请戏班，不唱堂会，不请宾客。说是“国家维艰，一切庆贺娱乐从简”。对王爷的这个决定，局外人还以为王爷打算改变一下王府往日奢侈靡费之风，决心严以自律，勤俭治家；或者是由于王府银库亏空，入不敷出，不得已采取的节省开支措施。其实，奕年节闭门谢客，既不是想重振家风，也不是为了节省开支，完全是没有心思进行迎来送往的应酬。他一直被和谈与备战问题所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