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
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人类生命每过去一个瞬间，都可以称之为历史。
历史，像每一条大江大河，由无数必然和偶然、个体和群体、时间和空间的水珠和浪花组成一道巨流，有千回百折、壅塞阻滞，也有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按照“水往低处流”的客观规律奔流入海，融入必然的归宿。
本文离不开的这条南国大江——珠江，其生命就显得轰轰烈烈而又潇潇洒洒。它由西江、北江和东江汇合而成，巨龙般伸展开身躯和五爪，匍匐伏在南中国的大地上，温柔、平稳地向南奔流，它与几乎所有横贯华夏全境的大江河迥然不同的是，它不是依照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走势东流入海，而是向着正南方，在广东中南部的平原地带分成多路齐头并进，最后分成“八门”注入一片湛蓝的南中国海。它沉洪博大地呼吸着、低吟着，浩荡而内敛，平稳而沉重，永远不眠不休……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境内的河流如果按年径流量计算，珠江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大河。黄河主河道的年过水量不过是它的几十分之一。它执著而不怪癖、平静而不暴虐，进入三角洲后，它呈扇形展开，将洪水分成数条江道释放，每条入海水道都形成一个巨大的“门”：如虎门、磨刀门、鸡啼门、横门、涯门等等，显示了它大开门户、大吐大纳的襟怀；它不壮烈，一年四季流量相对均衡，它从不大喜大怒，总是显得很温驯。与其他中国的大江大河相比，珠江的含沙量最低，它的河道大多不淤不塞，千涌万汊又可涵蓄多余的水量，所以人们总是低估了它的流量。
在有文可载的几千年中国古代史里，与中原王朝反复更迭，神州多次天拆地解相比，远处蛮荒的珠江流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大书一笔的惊天大事。
1983年6月9日，在广州市区内广州交易会附近一座名叫象岗的小山上兴建楼房的工地里，突然挖掘出一座帝王陵墓，里面价值连城辉煌灿烂的文物令考古学家们困惑不解，继而又大吃一惊：它是秦末汉初第一代南粤王赵佗的孙子赵昧的陵墓。最令人惊讶的是，陪葬品里竟然有长达一百二十厘米的产自非洲的五根原支大象牙；一个造型精美奇特、来自西亚的波斯或巴比伦的蒜瓣形花纹扁圆形银盒；墓主身上的三十二枚半圆球形金花泡饰，其焊珠工艺具有古代西方的工艺特点；一件漆盒里装有主要产自红海沿岸的乳香，还有多件铜、陶镂孔薰香炉，并有雕工精湛复杂的犀角玉杯、犀形玉璜、充满异域风格的玻璃宝杯、红髓玛瑙珠饰等物。这些舶来品，铁证如山地证明西汉南越国已经有了频繁兴盛的海外交通贸易。《史记》《汉书》明载，番禺（今广州）是秦汉时期南海郡郡治，毋庸置疑，早在汉代中原地域借助张骞通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之前，远在所谓南蛮百越之地的广东已经与外洋诸国沟通了商业往来，广州成为我国秦末汉初的重要港口和海外珍异特产的集散地。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象岗山上的考古发现，有了最原始的物证：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远早于中原的陆上丝绸之路。珠江流域最先吸纳外洋来风，中西文化最早的交流始于南粤。
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流渗透，肯定不会在物质交换上浅尝辄止，文化思想和宗教上的影响会如影相随，南北朝时期来自西方的佛教僧人纷纷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其中从海上来的有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菩提达摩，他在广州登岸，至今广州西关还有一条小巷名曰“西来初地”，传说就是达摩从西方抵达，脚板踏上中国大地的立脚点，他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一百多年后，广东新兴一个樵夫到黄梅东山法门寺学佛，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从高僧弘忍处接受了禅宗初祖的衣法真传。他，就是把西来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惠能。至今，广东人还对这位据说目不识丁但能把南方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先人充满崇敬，把他奉为大胆融合中西文化成果、敢为天下先的楷模。
1582年（明万历十年），一位西方文明的使者试图叩开神秘的东方文明的门户，最先踏足广东，来到了澳门，后来又辗转到了广东肇庆、韶关等地，最后落脚并长眠在北京，他为中国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并首次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他就是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利玛窦，他被誉为“地球上第一位世界公民”。
不知是上苍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也是在明万历十年（1582年），在广东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地方——位处珠江口的虎门，在四百多年前就发生了悄悄改变中国的事件，虎门北栅村人陈益从安南引进了一种粗生高产的旱粮作物——番薯，这是中国引种薯类作物最早的尝试，它改变了中国南方较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也几乎改变了耕地短缺饥荒频仍下人畜的食物链。明、清两代南方人口迅猛增长，有专家认为这与大量种植番薯有关，此说是否有根据尚待考证，毫无疑问，番薯的引进，对中国的粮食经济发展有莫大贡献。
其实，在比陈益引种番薯和利玛窦来华更早半个多世纪，也有一件令虎门人乃至广东人自豪的大事发生过：明正德年间，东莞虎门人何儒担任虎门白沙巡检，他发现停泊香港屯门的葡萄牙船舶上有一种新式武器——“佛朗机大炮”，怀有强烈好奇心和责任感的他随即要求登船查验，那时的“红毛”水手毫无保密观念和专利意识，见一中国官员好奇地围着他们威力强大的大炮打转，竟耀武扬威地当场操作起来，以为可以“震慑”一下何儒，何儒喜出望外，暗中画下图纸和操作原理，回去后命令虎门的能工巧匠们进行仿制。1521年，葡萄牙水手抢掠痗家渔民，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出兵制止，率明朝水师与“红毛”在虎门对开的屯门海面发生炮战，何儒仿制的大炮竟然压制了正宗的“佛朗机大炮”，葡人狼狈逃窜。1522年更发生新会“西草湾之战”，明军水师大获全胜，俘虏了葡萄牙船只两艘，俘虏葡兵四十二人，斩杀三十余人，缴获数门洋炮。捷报飞奏朝廷，皇帝下旨：洋炮悉数调往京师，着何儒任建康同知，带全部虎门工匠前往南京，仿制新的“佛朗机大炮”，并安装在当年的水师船只上，与倭寇、海盗作战。
至崇祯年间，明朝最后一支卫国柱石——一代名将袁崇焕，用大炮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最终令他不治身亡，袁崇焕立下赫赫战功，也种下了功高震主悲剧性的奇祸苦果。而袁崇焕恰恰就是东莞人。
中英最早的海战也发生于虎门海面，时间在比鸦片战争还早二百多年的明朝末年，战斗以中方胜利告终，明朝水师的大炮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可以想像，当时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战力相比，是占上风的。如果不是英国工业革命进展神速，国力极大提升，而中华的老大帝国裹足不前，日益衰败，后来的鸦片战争是另外的一种结果。
然而，顶着不少“敢为天下先”光环的虎门乃至整个广东，依然被轻蔑地视为“天高皇帝远”的南蛮之地。
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珠江流域及其文化，似乎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珠江流域才突然发力，惊天动地地让中国、让世界猛然一震——从林则徐虎门销烟起，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公车上书、康梁变法、一直到孙中山屡起屡挫，越挫越奋，一直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珠江和她所哺育的子弟们每每让世人震惊。到了20世纪20年代，位处珠江下游地域的广州，更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革命策源地，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云集珠江之滨，在这里吸纳中西文化相互激荡而产生的思想资源，摄取现代最先进的理念精华，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舞台上，很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多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剧。
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似乎都是偶然形成的电光石火，但我们用大历史的目光认真检索一下，酿成这些震惊天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大事变，深层里无一不掩藏着中西各大文明的相互撞击、角力、渗透、交融和影响，继而像火山、像地震一样积聚起喷发和崛起的能量。
林则徐为保住“天朝”的国运，愤怒地将“英咭利夷”输入的鸦片投入虎门的销烟池，这些鸦片开始是“英咭利夷”们为了平衡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而祭出的卑劣伎俩，后来则发现它竟是腐蚀“天朝”庞大而老朽的躯体、进而敲开中国大门进行抢掠的法宝。然而，销烟池中升腾起一个民族奋发自强的梦想，威远炮台的炮口喷发出绝境求生的愤怒和惨烈的呼号，林则徐也成为“天朝”满朝文武“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坚决抵抗外侮又猛然睁眼观察外部世界而名垂青史。
而林则徐手执杏黄色的龙旗一挥号令销烟，竟在不经意间在虎门揭开了历史划时代的一页，珠江口曾经发生激烈炮战的苍茫水面，成了中国近代史开篇之地。
就在珠江口左岸的香港被英国人占领，成为中国人又一个极其耻辱的心病之后不久，在珠江支流流经的穷苦乡下花县，一个落第老童生洪秀全因为不满现实而出走，踯躅于广州街头，他寻寻觅觅，一个同样出自穷乡僻壤、同样经历无数坎坷才从最底层跻身为华人第一位传教士的高明县人梁发，同情他的遭遇，给他一本由梁发本人翻译的基督教义小册子，洪秀全似懂非懂、半通不通地读了此书，就想去香港皈依这个来自西方的宗教，不料被教会轻蔑地拒绝了。他被激怒了，走火入魔地根据自己的想像依样画葫芦，自称是天父的儿子，创立出一个中国版的“拜上帝教”，而且用广东方言写成教义。“拜上帝教”在鸦片战争后危机深重、民怨四起的城乡大行其道，继而演变成一场撼动“天朝”龙庭宝座的内战。洪秀全自号“天王”，率领以穷苦农民为主力的太平军像狂飙般席卷了半个中国，攻陷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已经元气大伤的清朝政府以倾国之力，与这个中不中、西不西的政教合一的怪胎政权苦苦周旋争斗十几年，才把太平军们一一杀戮，从此满清王朝进一步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
作为苟延残喘之举，李鸿章辈发起洋务运动，其中颇引人注目一笔是按照中国最早的广东“海归”容闳的建议，向美国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天资聪颖的留学幼童，当1872年9月12日，首批三十名拖着长长辫子的大清国幼童在美利坚的旧金山码头登岸时，立即吸引了美国人好奇而爱怜的目光，美国人没有想到这些分不清男女的孩子中，日后会出现中国的铁路之父詹天佑，会产生中华民国首位政府总理唐绍仪，他们都是广东选派的留学幼童。而在抵美一百二十名幼童中，70%来自广东，其中仅仅唐绍仪的老家香山县唐家湾村就有七人。
但是，指望天才幼童留学挽狂澜于既倒显然太迟了。珠江之滨又有饱学之士挺身而出，他们是康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才子梁启超，这一对名满天下的匡世奇才奔走京城，出尽浑身解数劝说年轻的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梦想奄奄一息的“天朝”能够像英国一样实施君主立宪，像日本一样在危机中崛起，起死回生，不料功亏一篑，变法图强的理想被慈禧太后一巴掌拍得粉碎，康、梁的同党六君子倒在一片刀光血影之中，他们师徒两人更是狼狈逃窜，亡命天涯。
于是，一个伟人横空出世。孙中山反其道而行之，他痛感“天朝”已经腐朽不堪，不能再靠奔走于权贵之门达至改造中国的理想，从小出过洋、受过西式教育的孙中山被保守派讥为“孙大炮”，但孙中山除了善用语言的大炮，更热切使用革命的枪支和大炮，他反对改良而热衷把皇帝赶出龙庭，实施他向往的共和革命，经历无数失败逃亡，这门被人奚落的“大炮”终于把乳臭未干的小皇帝轰下天子宝座，成为后世景仰的中国共和革命先行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位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珠江的子孙，来自所谓“咸淡水交汇”的地域，与外来的海洋文明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解之缘。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家乡离鸦片战争的风暴中心广州城只有一步之遥，梁启超的家乡新会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远赴重洋谋生，也是“卖猪仔”当苦力到美洲人数最多的四邑之乡，孙中山更是到过檀香山喝过洋水读过洋书的，欧风美雨对他们的荡涤和影响，与他们改造中国的激进态度成正比。孙中山最为坚定果决，他成为整个亚洲的共和革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绝非偶然。
被中国腐朽势力压迫得走投无路的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造了一出生就软弱无力、危机四伏的中国国民党，把广州城变成一个20世纪20年代最有革命活力的政治城市。广州成了大革命风雷激荡的大舞台，后来在中国历史大进程中的风云人物几乎的都在这里同时亮相：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尽管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操着林林总总的各省方言。
在珠江上一个叫黄埔的江心小岛上，孙中山借助共产党和苏俄的力量，创办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所简陋军校，军校有个毫不起眼的大门，但从这个大门走出统领几十万乃至百万大军的将帅之多，足令全世界所有军校汗颜，而这些将帅们却又分成两大营垒，你死我活互相厮杀，校长杀同僚，学生打老师，同学战同学，足足打了几十年，几乎左右了中国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奇观。
然而，惊天的崛起，需要巨大的能量积聚，有如大地震得有地层深处足够的对撞应力。有人认定，南粤便于接受八面来风，只得地缘之利，浩浩珠江似乎并没有孕育出独立成体系的文明传承，因而被中原文化边缘化理所当然。
越是位处不同文明交错的锋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卫性越强，在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有用的东西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子孙灌输自以为优越的文化承传，以至形成一道屏障。这一点在珠江口左右两岸做了四百多年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一百多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最为明显，那里的人们称西方人为“鬼”，男人称“鬼佬”，妇人称“鬼婆”，男孩女孩称“鬼仔”、“鬼妹”，世世代代就这样叫下来，直至如今同样也不改口。至于一般百姓家中的“家教”，香港人和澳门人比诸内地更加传统，所谓礼义保存得更为充分和顽强。
但是，广东人虽然把西方人不敬地揶揄为“鬼”，对“鬼”们的好东西却从来不盲目地拒绝，而且往往在节骨眼上出人意表地加以利用，那些在革命大潮中弄潮的先行者们更是深谙此道，经常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如同地质板块的挤压碰撞形成的山脉的隆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崛起，要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国运的扭转和改变，也得靠千千万万人的活动去改变，去推动，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奉献、奋斗和牺牲。亿万人前赴后继实现强国梦的大进军中，必有成功和失败，有幼稚无知甚至荒唐愚蠢的举动，有苦痛的梦寻和艰难的求索，也会有颓唐彷徨甚至背叛，但是，只要积聚了足够的能量，那种崛起的势头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抗拒和阻挡。而这种能够翻天覆地创造历史创造未来的能量，却是由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生命的瞬间积聚起来的。
时至20世纪最后20年间，艰难的梦寻终于化作巨变的地火，首先在珠江水流淌的深层酝酿、奔突，无限的创造力在伟大复兴的憧憬下集合，灌注古今融会中西的大智慧正欲喷薄而出。
在文天祥留下千古绝唱的珠江口伶仃洋，每日过往千百艘艨艟巨轮，这里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一条最有活力和价值的黄金水道。1984年1月26日和1992年1月23日，另一位在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未来的伟人两次乘坐快艇横穿伶仃洋茫茫海面，他反复品味着这一片热土无比生猛的活力和厚重丰饶的思想资源，掂量出这些积聚起的能量可能创造的巨变。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有成竹地酝酿和实施着一场扭转中国国运的巨大变革，他要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胆又最小心翼翼的试验，他把希望目光投向南粤大地，把负重先行的责任托付给孙中山的后辈们。
于是，一次可以称为千古奇观的大崛起拉开了序幕——吕雷，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两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荣获《人民文学》“读者最喜爱的作品奖”、首届“庄重文文学奖”，以长篇小说《大江沉重》（与赵洪合作）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等奖项。
赵洪，中国作协会员，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某报社总编辑，现为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文联副主席，以长篇小说《大江沉重》（与吕雷合作）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并数度荣获广东戏剧创作一等奖和广播剧全国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