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1667），熊赐履给他的学生上了一封万言书。
关于这份奏章，内容太长，洋洋洒洒一万多言，很多套话。但是，这封万言书里面却有一句影响了整个康熙朝的话：非六经之语，孟子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
所谓六经，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四书五经；所谓濂洛关闽，这是四个地名，而这四个地方，在宋朝却有几个厉害的主在讲学，分别是：濂溪的周敦颐；洛阳的程颐、程颢；关中的张载；福建的朱熹。后世为了好记，给他们这群人一个响亮而又好记的名字——程朱理学！
六经与程朱理学，这是中国哲学史要讲的东西，凡是被叫做哲学的东西，一定是能把你头搞大的东西。按照英国人罗素的说法，所谓哲学，就是一群吃饱了撑的人捣鼓出来的东西。
然而，中国哲学不是，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
中国的所谓哲学，大部分都是政治学与伦理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用。比如说吧，为何要学孔子的书，皇帝学它为治国，大臣学它为为政，读书人学它为考试。
倘若它没用，那就要被扔进粪坑里，永远烂掉。
所以，从熊赐履同学的这封奏疏开始，康熙朝走进了一个程朱理学统治的时代。康熙要让所有读书人明白，你们和朕有着同一个目标与愿望，按天理办事，为天下办事。
正如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好了，天下士绅读书人，与皇帝成了一家人，大家和衷共济，去完成开太平的愿望。
康熙要治国，士绅要治家。治国需要大智慧，康熙环视一下宇内，觉得三个重要问题，亟不可待地要解决，于是他在乾清宫的柱子上写下遒劲的三个词：三藩、漕运，治河！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十六岁的康熙，他要的是这样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