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就在远处的海里

016 l 镜中爹 台湾就在远处的海里 这趟中兴轮旅程，比从南京到上海更让人兴奋。我记得船很大， 人很多，我们挤在楼下一个大房间里，铺在地上睡，后来娘说那是个 大统舱。统舱里人气弥漫，没有窗子，湿黏闷热，我穿着棉袄很不舒服。 里面的天地老是在晃荡，让人恶心。甲板上有风，有浪，不恶心，可 是娘不让我上去，“你爹说，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个大浪，把你卷下去! ” 机会终于来了，很多人往上挤，说是到甲板看太平轮沉没的地方。 二姐也要上去看，顺便透透气，娘说她在下面守着铺盖，也占住位子， “小玉，抓紧闹子，一步都别松手! ”于是二姐紧抓着我，随着人爬 上铁楼梯。 甲板的一边站满人，迎着海风，指指点点前两天太平轮沉船的地 方。我挤在重重人腿后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扭转身来，船的另一 边没人，海阔天空，毫无阻拦，是另一番景象。原来大海跟长江不同， 那样辽阔，看不见岸边。层层海浪上下翻滚着，黑色的，戴着白帽， 却瞬间消逝，又戴上新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被那白云苍狗、 波涛汹涌、惊人的变幻给震慑住了，于是紧抓住二姐的手，努力使两 条小腿立定在铁板上，不使滑开。 两天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爹指着远方说，“台湾就在远处的海 里。”现在回想爹的话，我的幼小心灵不禁揪了起来，我们要去的台湾， 就在这样翻滚的浪条中吗? 记得夜里我吐过，不记得娘和二姐有没有。船舱里越来越热，棉 袍穿在身上很是别扭。终于一天上午，大家忙着卷行李包裹，挤上甲板。第二章 台北童年 I 01 7 船缓慢地靠上码头，一座铁桥搭上岸边，基隆到了! 二姐和我，每人手上、肩上提满了大小包袱，还有一只旧柳条箱。 码头上，并没有美国电影里欢呼叫嚷、乐队演奏的场面，上岸的人， 脖子上也没缠着五彩花环。电影不是真的。 “记住，别叫老陈，叫姐夫。我才叫你姐夫老陈。”娘再三叮咛。 姐夫陈浩然戴着粗边眼镜，两年没见了，我对他感到有点陌生。他叫 我爬上一辆吉普车，和二姐及行李坐在后面，娘坐前面，姐夫亲自驾 驶吉普车。后来知道，那是他向当时设在台北的台湾省政府秘书处借 的。抗战胜利时，姐夫年轻，刚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进入国民政府 工作，很快被派到台湾省政府，那时台湾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不 久。姐夫与结识多年的大姐，一到台湾就结婚了。大姐去年生了个儿 子，现在又怀孕了。我们抵达的那天，她因为要在台北的家里看婴儿， 没来基隆接我们。 去台湾的船上，娘和二姐一再叮嘱，到了大姐家，千万不能调皮。 “大过年的，别乱说话! ”那天是大年初几，已不记得，反正她们说 过，到台湾过灯节。“你现在当了舅舅，是长辈了，能帮忙做事就帮忙， 不能帮忙，别捣乱。爹不是嘱咐过吗，大人做事，你去练字，要不然 在边上静静看着。” 我们姐弟三人，大姐比我大十五岁，二姐大我九岁，娘生我时已 经四十。娘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但是最大的男孩和后来的 一男一女都夭折了，娘说我没有兄弟的命。为了希望生个男孩，我们 的名字里都有个“璋”字。大姐原来叫砺璋，后来才改为单名砺。她 有个好听的号，叫松叠。大姐曾被人推荐，客串演过一部电影，《八千 里路云和月》，用的是艺名张洁。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当红的白0 18 l 镜中爹 杨。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白杨和我的岳母林海音女士，是北平春明女 中的同学，两人一直有联系。但是我没机会告诉大姐，不然她会很高 兴，因为大姐很尊敬崇拜我岳母。大姐在一九八一年去世，比娘早走 了十五年。 二姐叫晚璋，意思是随后会有男孩。我的名字至璋，意思是男孩 终于来了。我们的名字都是爹取的，三人的小名分别是：砺、小玉、闹子。 我很不喜欢被人叫闹子，可是她们一直叫到我念小学。有时她们来学 校接我，开口闭口“闹子”，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很难应付同学的取笑。 上了中学后，有天她们忽然改口叫我“至璋”，“闹子”自此抛入历史。 很多年后，我又听过一两次“闹子”，都是娘叫的。一次是我们 住在台北县永和时，有次我患了肾结石，痛得满床翻滚。娘过来用手 摸着我湿透的额头，叫我“闹子”，问我怎么样。那阵痛楚过去后， 想到娘刚才看我的情景，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我早已结婚，祖丽 生了老大安安，娘和我们愉快地住在一起。 又过了许多年，一九九五年我从澳洲回台湾看望病榻上的母亲， 那时娘与二姐住。娘已不太言语，我握住她骨瘦如柴的手，她起先没 什么反应，接着我觉得她在用力握我，然后轻微叫着“闹子”。我不 知道娘想说什么，但是她为什么叫我“闹子”? 是因为年老病重，记 忆回到了几十年前，“闹子”在台北上小学的时代? 还是更早在南京， 与爹住一起的时代? 那么，在她生命的最后记忆里，除了我，当然还 有爹。 以后每想到娘在弥留前的日子叫出我的小名，心中总涌出伤感。 但是如果娘真的在最后时日，回到她美好的往昔，又给我一丝安慰。 那几年，我每次从墨尔本回台北探望娘，离开时心里总担忧，下次再第二章 台北童年 1 01 9 也看不见她了。 娘的晚年，使我强烈希望找到爹，哪怕找到的只是一段历史。找 爹主要不是为自己和姐姐，是为娘。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湿热的一天，我们上了基隆岸。坐上大姐夫 的吉普车，娘和二姐才许我脱下棉袄，凉风灌进衣服，令我舒畅无比。 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脱下棉袍。 车子发动，走了，看着车外行人，我心中不觉一阵骄傲。基隆街 上有些脚踏车，人们脚上穿着各种木板拖鞋。那两块厚木板只用一根 宽带子包在脚前面，或是以两根绳子夹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走路 时脚后跟踮起来，离开木板，木板就呱嗒呱嗒在地上响着，很有趣。 姐夫说，这叫拖板儿，也叫木屐。他说，穿拖板儿进出屋子，比脱穿 鞋方便。 当时在吉普车上，记不得是娘还是二姐问姐夫，台湾冬天都这么 热吗，姐夫告诉她们，冬天热了就吃西瓜。娘说，在南京从来没听说 过冬天还吃西瓜的，就算想吃也买不到。过了几天，我们真的在冬天 吃西瓜，我还在她们的指点下，写信告诉过爹。 那天我们颠簸了很久才到台北，大姐挺着很大的肚子，高兴地开 了院门，出来迎接。大伙进了屋门，地板上坐着个秃头小男孩，安安 静静，不哭不闹。“这就是元元，去年元宵节生的。”大姐又说“，医生说， 老二也有可能在同一天生，不过元宵节马上到了。” 结果老二并没赶上元宵节出生。元元的学名叫陈健，老- N 陈智。 过了几年，在闹地震的时候，大姐又生了老三，陈德。再过几年生了 老四，这回是个女孩，陈臻臻。二姐结婚后，也生了四个，张光裕、 张光弘、张光辉、张幼梅。大姐和二姐的感情非常好，连生的子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