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就在远处的海里

016 l 镜中爹 台湾就在远处的海里 这趟中兴轮旅程,比从南京到上海更让人兴奋。我记得船很大, 人很多,我们挤在楼下一个大房间里,铺在地上睡,后来娘说那是个 大统舱。统舱里人气弥漫,没有窗子,湿黏闷热,我穿着棉袄很不舒服。 里面的天地老是在晃荡,让人恶心。甲板上有风,有浪,不恶心,可 是娘不让我上去,“你爹说,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个大浪,把你卷下去! ” 机会终于来了,很多人往上挤,说是到甲板看太平轮沉没的地方。 二姐也要上去看,顺便透透气,娘说她在下面守着铺盖,也占住位子, “小玉,抓紧闹子,一步都别松手! ”于是二姐紧抓着我,随着人爬 上铁楼梯。 甲板的一边站满人,迎着海风,指指点点前两天太平轮沉船的地 方。我挤在重重人腿后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扭转身来,船的另一 边没人,海阔天空,毫无阻拦,是另一番景象。原来大海跟长江不同, 那样辽阔,看不见岸边。层层海浪上下翻滚着,黑色的,戴着白帽, 却瞬间消逝,又戴上新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被那白云苍狗、 波涛汹涌、惊人的变幻给震慑住了,于是紧抓住二姐的手,努力使两 条小腿立定在铁板上,不使滑开。 两天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爹指着远方说,“台湾就在远处的海 里。”现在回想爹的话,我的幼小心灵不禁揪了起来,我们要去的台湾, 就在这样翻滚的浪条中吗? 记得夜里我吐过,不记得娘和二姐有没有。船舱里越来越热,棉 袍穿在身上很是别扭。终于一天上午,大家忙着卷行李包裹,挤上甲板。第二章 台北童年 I 01 7 船缓慢地靠上码头,一座铁桥搭上岸边,基隆到了! 二姐和我,每人手上、肩上提满了大小包袱,还有一只旧柳条箱。 码头上,并没有美国电影里欢呼叫嚷、乐队演奏的场面,上岸的人, 脖子上也没缠着五彩花环。电影不是真的。 “记住,别叫老陈,叫姐夫。我才叫你姐夫老陈。”娘再三叮咛。 姐夫陈浩然戴着粗边眼镜,两年没见了,我对他感到有点陌生。他叫 我爬上一辆吉普车,和二姐及行李坐在后面,娘坐前面,姐夫亲自驾 驶吉普车。后来知道,那是他向当时设在台北的台湾省政府秘书处借 的。抗战胜利时,姐夫年轻,刚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进入国民政府 工作,很快被派到台湾省政府,那时台湾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不 久。姐夫与结识多年的大姐,一到台湾就结婚了。大姐去年生了个儿 子,现在又怀孕了。我们抵达的那天,她因为要在台北的家里看婴儿, 没来基隆接我们。 去台湾的船上,娘和二姐一再叮嘱,到了大姐家,千万不能调皮。 “大过年的,别乱说话! ”那天是大年初几,已不记得,反正她们说 过,到台湾过灯节。“你现在当了舅舅,是长辈了,能帮忙做事就帮忙, 不能帮忙,别捣乱。爹不是嘱咐过吗,大人做事,你去练字,要不然 在边上静静看着。” 我们姐弟三人,大姐比我大十五岁,二姐大我九岁,娘生我时已 经四十。娘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但是最大的男孩和后来的 一男一女都夭折了,娘说我没有兄弟的命。为了希望生个男孩,我们 的名字里都有个“璋”字。大姐原来叫砺璋,后来才改为单名砺。她 有个好听的号,叫松叠。大姐曾被人推荐,客串演过一部电影,《八千 里路云和月》,用的是艺名张洁。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当红的白0 18 l 镜中爹 杨。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白杨和我的岳母林海音女士,是北平春明女 中的同学,两人一直有联系。但是我没机会告诉大姐,不然她会很高 兴,因为大姐很尊敬崇拜我岳母。大姐在一九八一年去世,比娘早走 了十五年。 二姐叫晚璋,意思是随后会有男孩。我的名字至璋,意思是男孩 终于来了。我们的名字都是爹取的,三人的小名分别是:砺、小玉、闹子。 我很不喜欢被人叫闹子,可是她们一直叫到我念小学。有时她们来学 校接我,开口闭口“闹子”,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很难应付同学的取笑。 上了中学后,有天她们忽然改口叫我“至璋”,“闹子”自此抛入历史。 很多年后,我又听过一两次“闹子”,都是娘叫的。一次是我们 住在台北县永和时,有次我患了肾结石,痛得满床翻滚。娘过来用手 摸着我湿透的额头,叫我“闹子”,问我怎么样。那阵痛楚过去后, 想到娘刚才看我的情景,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我早已结婚,祖丽 生了老大安安,娘和我们愉快地住在一起。 又过了许多年,一九九五年我从澳洲回台湾看望病榻上的母亲, 那时娘与二姐住。娘已不太言语,我握住她骨瘦如柴的手,她起先没 什么反应,接着我觉得她在用力握我,然后轻微叫着“闹子”。我不 知道娘想说什么,但是她为什么叫我“闹子”? 是因为年老病重,记 忆回到了几十年前,“闹子”在台北上小学的时代? 还是更早在南京, 与爹住一起的时代? 那么,在她生命的最后记忆里,除了我,当然还 有爹。 以后每想到娘在弥留前的日子叫出我的小名,心中总涌出伤感。 但是如果娘真的在最后时日,回到她美好的往昔,又给我一丝安慰。 那几年,我每次从墨尔本回台北探望娘,离开时心里总担忧,下次再第二章 台北童年 1 01 9 也看不见她了。 娘的晚年,使我强烈希望找到爹,哪怕找到的只是一段历史。找 爹主要不是为自己和姐姐,是为娘。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湿热的一天,我们上了基隆岸。坐上大姐夫 的吉普车,娘和二姐才许我脱下棉袄,凉风灌进衣服,令我舒畅无比。 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脱下棉袍。 车子发动,走了,看着车外行人,我心中不觉一阵骄傲。基隆街 上有些脚踏车,人们脚上穿着各种木板拖鞋。那两块厚木板只用一根 宽带子包在脚前面,或是以两根绳子夹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走路 时脚后跟踮起来,离开木板,木板就呱嗒呱嗒在地上响着,很有趣。 姐夫说,这叫拖板儿,也叫木屐。他说,穿拖板儿进出屋子,比脱穿 鞋方便。 当时在吉普车上,记不得是娘还是二姐问姐夫,台湾冬天都这么 热吗,姐夫告诉她们,冬天热了就吃西瓜。娘说,在南京从来没听说 过冬天还吃西瓜的,就算想吃也买不到。过了几天,我们真的在冬天 吃西瓜,我还在她们的指点下,写信告诉过爹。 那天我们颠簸了很久才到台北,大姐挺着很大的肚子,高兴地开 了院门,出来迎接。大伙进了屋门,地板上坐着个秃头小男孩,安安 静静,不哭不闹。“这就是元元,去年元宵节生的。”大姐又说“,医生说, 老二也有可能在同一天生,不过元宵节马上到了。” 结果老二并没赶上元宵节出生。元元的学名叫陈健,老- N 陈智。 过了几年,在闹地震的时候,大姐又生了老三,陈德。再过几年生了 老四,这回是个女孩,陈臻臻。二姐结婚后,也生了四个,张光裕、 张光弘、张光辉、张幼梅。大姐和二姐的感情非常好,连生的子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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