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进入6月份，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孩童挖眼剖心作药材之用。6月18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迷拐犯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法国教堂。此事哄传后，民情激愤，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0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结果发现该教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但当时已经有数千名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群众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闻报赶至，将民众代表轰出堂外。丰大业又于6月21日午后，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开枪恫吓，要崇厚派兵弹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出衙后，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公然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随从高升，还声称：“我不怕中国百姓！”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民众怒不可遏，当场击毙丰大业和西蒙，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时间长达3小时。
“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传教士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往租界。6月22日，法、美、比、西、俄和英国驻华公使得知天津教案的消息后，联合向总理衙门发出一份照会，要求惩办天津教案凶犯，并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随后，英、美、法、意等国调派军舰到天津、烟台海面，对清廷进行武力恫吓。法国公使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抵命，并重惩百姓。法国海军司令威胁说：“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6月23日，清廷诏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
当时朝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有两派意见：“言势”的洋务派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一法，为“和局”长保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言理”的顽固派和清流则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十分紧张。前者符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所采纳，于是曾国藩被派去处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后者在舆论上占了上风，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曾国藩不顾儿子曾纪泽辞官的劝阻，带病前往天津，指望以德服人。他先释放了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判处民众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军，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款49.7万两白银重建教堂，并派崇厚到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令朝野上下都十分不满，诟詈之声大作，称曾国藩为卖国贼。但是洋人仍不依不饶，非要杀入天津府县，并派兵于大沽登陆。舆论因此大哗，大骂曾国藩办事糊涂，滥杀无辜以媚外人，一纸状书告到京师，请求朝廷另换晓事大臣接办此案。
7月24日，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从此一病不起。两日后，朝廷命江苏巡抚丁日昌驰赴天津协同办理教案，同时下旨飞调李鸿章率所部淮军撤出西北，前往直隶，且密谕“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驻扎”，一来以防沿海不测之变，二来准备由李鸿章来接管“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到谕旨后急忙率部赶赴直隶，盛宣怀也在其中。沿途每日他都与淮军名将郭松林、周盛传等研讨兵事谋略，得到了很多实际的锻炼，阅历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