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限制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配额，使依赖出口“吃老美饭”的丝绸行业大受影响，转向国内市场自营自救。但是，过了真丝裙、双绉衫瘾的人们，不愿再买丝绸的高价单了，转而青睐价格适中的化纤产品。九十年代初丝绸产业滑坡，过几年棉麻产品又取代化纤产品，贴近人们的身体和家庭。我离开企业调到新闻媒体谋生，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别总以为新闻文化单位是时代前沿的感受器，思想观念超前，那你是在说央视“焦点访谈”和广东《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或节目，有没有先进文化有没有真文化就不谈了，事实正好与“时代前沿”相反，在三线的地市做媒体必须思想沉稳，保守一些是好事，对于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必须亦步亦趋或者叫与时俱进，采访调查、发表言论不得越中央、省、市、单位的四道雷池半步，否则就要被批丢位置。
然而，新闻媒体是自收自支的事业性质。共产党给你一个全国统一的刊号，给你一块当地独家垄断的招牌，你必须经营广告、发行和三产，靠创收来养活编辑记者，发展媒体事业。于是，广告量、发行量、收视量成为媒体人的重要追求。我先后做报社和杂志社的老记老编，摆脱不了分摊在身的广告与发行的创收任务，必须软硬兼施从各方面挖来广告款和报刊订阅款，丢面子惹苦恼不消说，关键是应答不了一些单位的锋利责问：“你们到底是办媒体办杂志做社会公益的，还是经商做生意的，说起话来你们是无冕之王，做起事来却伸手到处要钱。没有你们这些报刊媒体，社会可能清净许多、进步更快。”
从我个人目前的状况来讲，我是靠办杂志、做杂事、动脑子、码字儿谋生的，职业能力倾向于采访调研、社交公关和思考写作，社会认知和社会关系不会太差，写字画画的同志们可以凭一己的字画晋级发财受表彰，值得认同，我该为工资做的工作尽力做了，业余间也可以凭所谓的文化和思想为人家做策划，凭一己的研究方案服务人家增加收入，同样值得认同。不然的话，我单身带着孩子生活十几年，家庭收入肯定全单位最低，全政府大院里最低，全事业人群中最低，到处欠债日子怎么会好过，怎能不给和谐小康社会抹黑，政府怎能好意思喊我去开这样那样的座谈会，市长见我光着膀子怎能不救济我。
穷则思变，困则思勤，按公家要求与个人意愿，滴水过沙漠，略沾商事，为公家进财，给自家补贴，勉强应付生计、培养孩子，完全符合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我享受不到“工资基本不用，公车基本私用，吃喝基本用公，消费基本充公，外快基本超重”的待遇，只能凭脑力和体力辛苦劳动，维持衣食住行既而向往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