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九八八年起做媒体、出版社的通讯员和特约编辑，一九九三年后一直从事新闻出版专业，单位虽然有所变动，岗位职责有所增加，从没离开办报办刊的业务，期间多与各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联合采访，做各种专题报道和访谈节目。二十五年下来，唯一接近真理的感受是：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无错不成媒体。国家体制和政策老在改革进步，不正是在纠错与改善吗。假如媒体无错，则意味着它所反映的社会事物是固定死了的，而不是向前流动变化的。
在此声明，我记者编辑生涯中的技术性差错，不能用无错不成媒体的狡辩来遮掩，那样会害了小辈晚辈的媒体人。经过多次差错与纠正的折磨，我不得不谨慎从业。可是，谨慎过分了，就不敢去不想去做真正的新闻，就会放弃自己的质地，变成民众印象中的那类记者：做官似的干部记者，歌功颂德的头条记者，混混似的市侩记者，只会记录的无脑记者，钻会场抄材料的吃喝记者，掠奇炒乐的狗仔记者，生意经似的捞票记者，小农意识的实用记者，狭隘民族性的矫情记者，懒得跑新闻事件现场从不为老百姓说话的虚夸记者……如果让我整天做这样的记者，我立马自动羞死，羞不死我就改行烤羊肉串，边挣钱边撑死自己。
不止一次受到别人的刺激，问我敢做担公道、讲真话的记者吗？接着他给我报一大堆的料，好像新闻媒体是我手里的录音机，录下来就可以放给大家听。我不会为怎么做记者作辩解，我会尽力从新闻钢丝的源头走到尽头，尽量把纯现场纯客观的事物及其本质带进报道中。
不管在当地媒体还是全省全国媒体发表新闻稿，我所报道的内容都侧重于民生处境和城市化问题，孤单而艰难地去政治化、去官腔化、去小农意识化。我在当地最早把市委书记、市长名字后的同志两个字拿掉的，最早用官员代替领导，最早把人民从警察、法官、教师的称谓前面拿掉，最早把人民群众换成市民农民，最早清除政治感恩意识和说教形容词。我在当地最早做深度报道，最早将采访与救助合于一身开展系列的救危助困行动，最早报道死刑犯被枪毙前后的实况，最早报道艾滋病情况和吸毒贩毒情况，在全国记者中最早做城市汽车问题的系列调查报道……白纸黑字的新闻纸作证，举不胜举。
身为一名非主流的末位记者末位编辑，我自知人微言轻，只能在主流报道的夹缝间求生，暗暗追寻着普利策的真实精神。我出版过一本非主流的新闻作品集，它肯定够不上高大全，却是我采访报道路途中的文字、影像、思想的集合，也是行走中的媒体和城市的本身印迹。
近两年媒体进步的尺度比较大，各种隐含事物本质的负面报道都出现了，连菲律宾人越南人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的消息照片，外媒报道上海某十二层楼的建筑是中国解放军黑客总部的消息照片，国内媒体都转载了。从海外媒体称胡锦涛为涛哥，到南方香港媒体称习近平为习总，再听习近平“党和政府要容得了尖锐批评”的意愿，种种迹象反映了中国新闻环境的重大变化。网民批评党事国事的文章遍布网络，天还是共产党的天，地还是社会主义的地。党正国强，打铁自身硬，就不怕人说三道四，说错了不攻自破。党正国强，就不会把公民当做防范愚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