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后，禁锢一阵子的社会形态忽又放开，机关事业单位竞相破开围墙开店办公司，失业工人退休教师都会在交换煤炭钢材的物资信息。全民经商的气氛促使人心开化，市声拍窗也使人性嬗变，情人二奶从南方特区感染到内地城市，撇开媒人在媒体上花钱征婚成为风尚。
报社老总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责问我：“你怎么做编辑的，把邓小平错成邓不平。怎么，看到这个那个发财心理不平了？你还能在新闻媒体混吗！”
我辩解说在报纸付印前，我用红笔把“不”改成“小”，是排版工大意了。老总有些激动，一时摸不着打火机，找回烟灰缸里冒烟的烟屁股又点着一支烟，“我不能说你政治素质差，有意把邓小平的名字弄错，你这么做改变不了小平同志的光辉形象，对自己也没好处，我却能说你太粗心，业务水平需要提高。”
我点头认错，转身走向门口。老总威胁的话冲击我屁股：“放在二十年前，在报纸上弄错国家领袖的名字，是政治事件，不是你丢饭碗的问题，而是我丢饭碗你丢脑袋的问题。”
我扑哧笑出声来，转过身搭老总话：“是的，那就不麻烦老总了，警察早来铐我啦。”
老总显出一些无奈：“你啊，要加强政治学习……你那个老板朋友要来做广告的事抓紧办好。”
没过几个月，我主编的报纸版面又出错了，把周恩来总理错成周恩来总经理。老总这次没批我，反而笑问我：“你把周总理的职务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经理，是不是脑袋受了市场经济潮水的浸泡？”
最坏的错误与祖国宝岛台湾有关。我约请台湾艺术评论家孙旗教授为文艺版写稿，他寄来了繁体字的竖写稿，内容是谈现代艺术的。我发表他文章时，配发了他的简介，其中必然出现倒霉的“中华民国”字样。我编辑稿件时与中央媒体做法一致，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加上引号，说明这四个字是台湾的自称自恋，本报本编辑都不承认。我在排版房校对报纸大样时，发现排版工疏忽了，没把中华民国加引号，用红笔在大样上又加上引号，然后签上“付印，沙克”交给排版工。谁知排版工忙中出岔，又没有改正过来。
这天的报纸出版发行后，市委副书记误把电话打到的我办公室来，询问“中华民国”的事。我主动跑到老总办公室，接受他拍桌子训斥：“你有多大的本事啊，凭你一个人能把伪‘中华民国’变成真的吗？马上写份检讨做深刻反思……以后不能再犯这类错误。”
报纸是否为此发表更正我记不清楚，我写份检讨交给老总后，上面没有查办下来。看来社会是进步了，把业务性差错当成政治罪过的时代过去了。做媒体的事情被比喻成走钢丝，我是深有体会的。在我做记者的采访稿直至发表的新闻报道中，因写字打字或排版等原因造成错误的计有：把人大错成大人，把公民错成幺民，把性质错成性感，把市委书记错成市委输鸡，把纪律错成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