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英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中看出两个不同的流派。一派是在替资产阶级的实践，替清教徒的虚伪作辩护的，例如伦理哲学家沙甫茨伯利（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of Shaftesbury，政论家斯梯尔（Richard Steele）和艾迪生（JosephAddison），小说家狄福（Daniel Defoe）和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戏剧家李罗（George Lillo）和穆尔（Edward Moore）。另一派则比较进步，可以称为批判派，这一派的作家没有清教徒的局限性，他们看出了在清教徒的虚伪外衣之下掩盖着无耻的掠夺，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属于这一派的，在十八世纪前半期，有伦理哲学家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小说家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戏剧家盖伊（John Gay）和菲尔丁；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则有哥尔兹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谢立丹。这些作家固然比较进步，但他们的世界观决不是革命的，他们的作品批判道德的地方多于批判社会政治的地方。
启蒙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它比前此的现实主义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它揭发、讽刺贵族和“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它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想在其中找到前一世纪认为只有上层阶级才具有的崇高的感情、欲望和痛苦；最后，它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如“理智”、“理性”，在反对封建残余方面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启蒙主义的缺点，首先在于它不能唯物地说明历史和社会生活。它从“理性”观点看历史，主张要改变社会生活只需“启人之蒙”，换言之，即只需改变人的意识就够了。它把当时社会的一切缺点都看做封建残余，看不出资产阶级实践中有任何本质的缺点。它以为只要“理性的统治”到来，资产阶级的一切坏的方面即能消除。这显然是空想。
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启蒙主义作家在揭发、批判现实的时候是能令人信服的，但他们所创造的正面人物却缺乏生动性。正面人物往往是启蒙主义的抽象的幻想的传声筒。因此，启蒙现实主义的最高峰乃是讽刺喜剧这一类型的作品，如英国的菲尔丁、谢立丹等戏剧家的作品。
谢立丹是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戏剧中批判的启蒙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对英国贵族社会的恶习的批判完全体现在他的所谓“轻松的喜剧”中。
《情敌》是谢立丹的第一部喜剧，写于1775年。主题是通过两对青年人的恋爱，说明资产阶级所谓的健全的“常识”，或者说“理性”，如何战胜了不切实际的、空幻的“浪漫思想”。它所讽刺的具体对象是当时资产阶级贵族青年对于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各种浪漫思想的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