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外界获得的信息的90％是通过眼睛和耳朵获得的，这些信息直接刺激大脑，决定了智力发育的程度，也直接影响了生命的质量。
看着这些快乐交谈的老人，亲眼目睹了人工耳蜗给耳聋患者的生命带来的改变，韩德民激动地想：这样好的技术一定要引进中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来分享。
来墨尔本大学仿生耳研究所参观，竟有如此大的收获，韩德民不由得深深感谢已经退休的北京耳鼻喉科研究所的邓元诚教授。邓元诚一生致力于神经性耳聋的医治和研究，是我国第一个开设听力门诊的前辈。韩德民想起自己来澳大利亚前邓老对他说的一段话：“小韩，你一定要去克拉克教授的研究所看看，如果人工耳蜗的确好，你就把它引进来。我老了，干不动了，你还是个小伙子，技术又好，中国有多少聋哑人在等着哪。”
细细体味，邓老的话里隐含了多少壮志难酬的苍凉与悲情，也寄托了多少对后来人的期盼和嘱托。中国老一代耳科医生无法医治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告别克拉克教授的时候，韩德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项世界先进技术引进中国。他告诉许时昂，希望很快在北京见面，尽早推动人工耳蜗在中国的进程。
随着中澳两国卫生部部长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澳大利亚人工耳蜗进入中国开始进入具体运作阶段。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和人工耳蜗公司制定的策略是：要使人工耳蜗进入中国，首先要帮助中国培养技术专业队伍——听力师、手术医生和言语康复教师。
许时昂被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任命为中国项目负责人。他对中国的医学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知道中国不乏优秀的头颈外科医生，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医学院，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有一个培养外科医生的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医院输送外科人才。而中国的听力学基本是一个空白，在中国从事听力工作的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现代听力学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里没有听力学这门学科，没有一所大学里开设听力学课程。没有听力学人才，就不能开展人工耳蜗项目。
中国听力学研究水平与当今世界先进科研水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许时昂满怀忧患，为中国培养听力学人才是当务之急。
许时昂的想法得到了韩德民的支持。他们商量决定，由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和同仁医院、北京耳鼻喉科研究所联合举办首届中澳听力学研讨会。两人分工，许时昂负责组织澳洲的听力学专家，韩德民负责中国城市的选定、人员的邀请、会务的安排，等等。
韩德民亲自与各方联络，最终确定了三个举办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经过精心的筹备，1994年11月，许时昂带领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的保尔·喀麦隆教授和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公司的听力学专家玛莎·弗兰特女士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与中国的听力学工作者举办了三场研讨会，每个城市为期三天。
澳大利亚三位专家介绍了世界听力学发展的概况、最新成果、理论体系、实验方法、检测仪器，为近二百名中国听力学工作者更新了观念，打开了眼界。
中国听力学工作者悚然而惊——原来我们已经如此落伍于时代了。
这次研讨会，实质上是对中国听力学界的一次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