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结束后，他俩乘车挤入长长的车队，随着送葬大军前往老人家的最后一站——殡仪馆。烧完丈母娘，又随车队回到市区，到乌酉大酒店用餐。
他俩进入大厅，大厅里摆满了一桌一桌的酒席，门口迎宾的，里面接客的，全是机关干部，大多与倪布然相识。倪布然和他认识的一位迎宾先生打了个招呼，问道：“是在这随便坐吧？”
迎宾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你在这随便坐，沈处长到这边来！”说着拉起沈惠贞就往前边的包厢里走。沈惠贞随那迎宾先生走后，倪布然在大厅里“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心里横竖不是滋味。他想，这纯属私事，来这儿的都是主人的客人，本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如今客分三等，县处级干部进包厢，配专人伺候，县处级以下的，就被泛泛纳入“亲朋好友”之列，自己在大厅中找个座位坐下来。真是岂有此理！
倪布然纳闷了一阵子，便释然—笑，心想，这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也不是只有潘池才这样，而是一种习俗，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人类学研究者，他深深懂得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人们把朝庭命官以外的人称作“白身”、“白丁”或“布衣”什么的，仅从服饰上一眼就能识别出官员和百姓。与人交往，注重身份和社会地位，就连具有改革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刘禹锡，也在其《 陋室铭 》中夸耀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待客文化和官本位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沉积到人们的每一块骨头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个体，要从大厅转移到包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努力将布衣换成官服，拚命挤进官僚行列，哪管它是官本位还民本位，人类学还是动物学！
就在这种胡思乱想中，酒席散了。沈惠贞从包厢里出来，脸喝得红扑扑的，她忙着与领导打招呼，自然就冷落了自己的丈夫。倪布然走出大厅，匆匆离开人群，搭了辆出租车，径直向学院驶去。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躺在沙发上，打算小睡一会儿。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沈惠贞的，他不情愿地摁下接听键，有气无力地说：“什么事，说！”
那边说：“人家好心好意问候你，你这是什么态度?”
“嫌我态度不好就不要来打扰，正烦着呢！”倪布然语气生硬地说。
那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稍停，沈惠贞温和地问道：“烦谁呢，谁惹你生气了？”
“没人惹我生气，”倪布然没好气地说，“有事说事，没事我挂了？”
“呵呵。”沈惠贞笑呵呵地说，“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社会本来就这样，高低贵贱，自有定数。”
“你说什么呢？”倪布然大声分辩道，“不要以为当了个伺候人的芝麻小官，就觉得了不起了。”
“伺候人的官也是官，县太爷，不管正的还是副的。而你呢？”沈惠贞一改温和的语气，冷冰冰地说，“什么叫社会地位，这就是！”
倪布然的脑袋嗡地一下，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他翻起身，合上手机，愣愣地望着挂在墙壁上的名人肖像和他们的名言，心中升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悲凉之情。他想，如果这仅仅是沈惠贞的个人之见，本不算什么，但他从潘池丈母娘的葬礼上，他深切地感受到，这不是什么个人之见，而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或潜意识。一个把官位视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的民族，不知这个民族的优势和前途在哪里？他这样想着，手机又响了，他看都没有看，就接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