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她丈夫涉及鸦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许和他一样，颇能小心保持内心的区隔。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关杜月笙的评语作为例证。杜月笙参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祷会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为教徒。据说，蒋夫人告诉美国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以来，上海的绑票案已显著下降。”
蒋夫人于一九三九年发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统称为《我将再起》。重庆《中央日报》以专刊形式予以刊载。它们之受到重视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反映美龄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以及她认为中国人民哪里出错。第二，委员长夫人所建议的好公民应有的行为，与她自己家人的行为相互对比，两者之间出现极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洗刷不诚实和贪腐的国耻之记录……只有叛徒……才会把国家用于抗战的经费直接或间接饱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两篇文章又列举中国有七大最要不得的东西，必须从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视面子；三、拉帮结派；四、失败主义；五、不精确；六、缺乏自律；七、推诿卸责。长久以来，它们使得我们无法成为第一流的大国。现在，它们又拖延抗战的胜利。”这些文章收集成册，于一九四〇年以《我将再起》为书名出版。蒋夫人声称：“中国被日本利用英国的姑息养奸、美国的唯利是图和法国的害怕恐惧所形成的政治绳套所勒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