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美龄和埃玛·密尔斯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有时和蔼可亲、友善，有时又十足是个言词谨慎的政客。埃玛曾经敦促美龄到美国访问——她和一些美国友人认为它将有助于中国的大目标——但蒋夫人一直犹豫不决。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视各地战场两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埃玛：“我有好好考虑过这件事，我觉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我昼夜不停工作，已经没有余力……我怕会因为不能和所有的人见面，反而冒犯了他们，这岂不反而误事？……如果我有体力，我或许可以一试，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埃玛，她“很高兴……你告诉我有个朋友的意见，他已经很厌倦听到蒋家夫妇的新闻。你可以告诉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信息，已使我疲于应付。”两年后埃玛表示可以到中国来帮忙，美龄反而劝她别来，因为重庆经常遭空袭、生活条件很差、压力又大，而且没有社交生活。不过，她安排中国政府授予埃玛“杰出服务勋章”。
已出任“美国医疗援华事务局”执行副会长的埃玛告诉美龄，中国“在（美国的）日报上几乎根本不存在——永远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不过，埃玛本人却引起美国情报机关（当时是战略情报局）的注意。有个人自称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来找她，想找到“不必通过中国官方渠道”就可接触蒋夫人的方法。埃玛给美龄的一封信解释说：她“尚未脱离情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