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龄已全心投入她丈夫的革命行动，和她住在一起，使美龄越发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她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写信给埃玛说：“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和家人当中，唯一一个我可以坦然检讨我的思想、并承认过去四年一事无成的人。”她慨叹自己受限于中国人的世俗观念，虽然被大家公认聪明、有头脑，却无法一展抱负，因而几乎有干脆结婚、随遇而安的念头。
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27］，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