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埃玛接到美龄来信，说已经替她在上海一家报馆找到工作。埃玛本来接受训练担任陆军护士，但因工作环境恶劣、蟑螂肆虐，辞掉华德里德总医院的工作。她在华盛顿谋职，想当记者，没有成功，转到芝加哥和旧金山，终于在旧金山上秘书技能课程。埃玛在日记中写到：“我当然会去。或许一个月之内。”恰恰两个月整，她抵达中国。美龄到船上接她。埃玛发现，她原本受邀住进宋家大宅，美龄却已替她安排住在一处包膳食的住宿之家——美龄解释，这样她才有机会体验真正的中国生活。次日，埃玛到《上海时报》接受面谈，得到工作，并在中国住了三年——第一年在上海，担任《时报》记者；后来到北京一所语文学校教英文。她在上海的头几个月，几乎和美龄天天见面。
狄隆告诉我们，埃玛抵达时，觉得美龄似乎很紧张，无法坐定，讲话主题也一直跳跃不定。然而，她一直是“圆满的东道主、热情的导游”，带着好友一起上馆子吃饭、喝茶，参加舞会；舞会上，其他宾客“跳最新舞步，甚至脸贴脸跳舞”。可是，埃玛很讶异美龄对佣人的态度相当粗暴。有一天她把字纸篓倒到佣人头上；当埃玛的寄宿之家的下人没有准时替她洗烫衣服时，美龄追问他的名字，吓得他生怕砸了工作，保证一定努力工作。甚且，据狄隆说，“美龄毫不迟疑要求埃玛替她做事”，如采买东西、跑银行、送信、处理海外来函等等。埃玛在日记里记下：“他们称这种人为私人秘书，要付薪水的！”后来《上海时报》辞退埃玛，美龄出面追问原因，他们说她的朋友“没有嗅出新闻的本事”。
埃玛也和此时住在上海的霭龄、庆龄有过往来。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她和庆龄相处的时间，已多过和美龄往来——这可能出自庆龄当时需要人手帮忙（她和孙中山逃出广州） ，更有可能是，美龄的兴趣冷淡下来，她正进入一段执迷宗教的阶段。埃玛在八月间的家书中向母亲禀报，美龄只和传教士、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很无趣的人员来往，眼光愈来愈狭小。她说：“我对她怎么讲，都没有效。她要我和她一位女青年会朋友——一个非常善良、但出奇可怕，平平淡淡的英国中年妇人——一起度假，但是我不肯。我宁可自己一个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