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里，胡适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却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传资料产量最丰富的人。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请人转抄，他的日记还在江冬秀忠心耿耿的协助之下，在中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辗转运到美国去保存。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经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胡适等于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后人先行打好了模本；这些研究者无从得知他私生活或感情世界的“真正”或完整内幕，因为他在世时，早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密或分析的隐私，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当然，他偶尔会在日记里，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语只字，特别是记录他和曹诚英在烟霞洞的那一段“神仙生活”。但是，这些字句，如果没有其它佐证，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臆测，却不得其详的断简残篇。我们可以说，以历史家自诩、好考据成癖的胡适，是有意以这些片语只字来挑战日后要为他立传的历史学者，看他们有没有本事考证出他与曹诚英以及其它月亮和星星之间的几段情。
胡适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之神会将他一军。1948 年12 月，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的北平。匆促离开的他留下了一百多箱的书，其中包括他所有的来往书信、文稿以及部分日记。政局的突变，使他没有机会在晚年退休、闲暇之际，有系统地销毁一些他不会希望后人看到的来往信件。因此，我们有幸读到胡适的三个月亮和几颗星星所留下来的一些篇幅不等的信件。其中，篇幅最大的属江冬秀和韦莲司给胡适的信。胡适给江冬秀的诗和信，在新婚期间，是用了只有他俩才能理解的隐语及暗示，来表达他们之间缠绵的感情。虽然他们后来的信件，谈得更多的还是家常琐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持续地传递着对彼此的爱与关怀。在胡适一生中三个最亲密的月亮里，让他迸出最为缠绵的爱的火花、蚕织出最为悱恻的情丝的，当属曹诚英。但是，胡适给曹诚英的信件，据汪静之的说法，他遵照了曹诚英的嘱咐，在她死后，将所有她所交给他的文件付之一炬。另一个说法，则说这些信件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再另外一个说法，则说汪静之根本就没把那些信烧掉。
至于胡适与韦莲司，他们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由柏拉图式的关系、进展到肉体的关系、然后再成为忘年之交。然而这一切，都完全没有在他的日记里呈现出来。在他的日记里，他至少让曹诚英的名字出现频繁到令人可以臆测的地步。与之相对的，在1933 年初秋变成他的情人的韦莲司，则完全不在他的日记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他和韦莲司有了肉体关系以后，他给韦莲司的信，还是矜矜地吝于透露出他们的爱与欲。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是韦莲司的手抄或打字稿。除非我们能比对韦莲司送给“胡适纪念馆”，但至今下落不明的原稿，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韦莲司是否抽掉了一些信件，或者删掉了胡适信中的某些字句。但以胡适下笔必考虑到名垂千古的顾忌，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情书绝不可能有徐志摩式的浪漫。如果胡适对他最亲密的三个月亮，都可以如此吝于留下可资见证的爱的纪录，那几颗星星所得到的待遇，就更可不言而喻了。
由于胡适爱惜羽毛、吝于形诸文字的矜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的情感世界，我们所必须倚赖的，不是他自己留下来的文字，反而是那些环绕着他这个“太阳”的星星与月亮，是她们给他这个“太阳”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爱、恋、嗔、痴。胡适的日记、书信在许多方面有丰饶的史料价值，然而，在他的情感世界方面却是最为贫瘠的。相对之下，他的星星与月亮，大多能忘情地在信中诉说她们对爱的憧憬、相思、挣扎与怨怼；她们能爱、能恨、敢于付出、也敢于要求。江冬秀的信在在地显示出她对胡适的爱与宽容，以及她的憨直和果断。韦莲司的信，数量最大，字数也最多。她早年的信件充分地展现出她触感敏锐、特立独行的个性；在她与胡适成为恋人的阶段，洋溢着她对胡适的景仰、激情、相思、哀怨与煎熬；在他们成为忘年之交以后，则处处透露出她对胡适嘘寒问暖的体贴与关怀。曹诚英所留下来的信件虽然不多，但她信中挥洒着她敢爱、敢恨的刚烈之情。即使是那几颗留下信件更少的星星，她们各有其爱恋、幽默、甚至揶揄胡适的精言与妙语。因此，尽管这本《星星·月亮·太阳》的传主是胡适；尽管从男性中心的角度看来，这些星星和月亮仿佛只是围绕着胡适这个太阳的配角；尽管在某些精彩的片段里，他除了是主角以外，还想兼当编剧、导演和观众，但是，那些敢于付出、勇于示爱的星星和月亮，才真正是赋予这个故事以血肉、情韵与色彩的主角。她们的爱恨、她们的相思、她们的挣扎、甚至她们对爱欲的礼赞，是胡适情感世界里最扣人心弦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