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喝酒喝出来的，还是商业心灵感应，2011年艺术界三大腕都不约而同地出书了：蔡国强连出两本《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还请书比画更好卖的陈丹青做了串联宣传；张晓刚推出了配套式阅读的书信集《失忆与回忆》；方力钧还是依然很“前卫”地负责开发他的“泼皮”系列之自传史《像野狗一样生存》，还是令人很“销魂”的。在这些早年成名艺术家创造力受到质疑时，他们用图书去重启他们创作的过程和背景，问题是对于动态的创造力而言，书是相对静态的，它可以负责艺术家自己的过去，但不一定对读者负责现在和未来，因为可以回避某些同等重要的真相。让读者进入大腕们的内心世界设想是美好的，但愿这不是成为商业有机的一环，更不是营销或炒作艺术品的策略。
名人出书是有计划和目的性的，让消费者消费是最主要的，曝光某些隐私是必要的卖点和推广策略。1995年赵忠祥的一本《岁月随想》拉开了名人出书的热潮。随后，从倪萍的《日子》、崔永元的《不过如此》、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李咏的《非常李咏》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系，到体育界姚明的《我的世界我的梦》，地产界冯仑的《野蛮生长》和潘石屹的《SOHO小报》，娱乐界老徐的电子杂志《开啦》，以及艺术界陈丹青的《退步集》和刚刚西去的吴冠中的《我负丹青》等等，名人出书热漫天扑来，但旋即“赵叔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方哥哥的时代要开始了”？——现在方大腕们开始像米兰时装经典回潮那样，艺术界出书走在了新一轮的竞赛前夜，就像这些年大腕们比婚礼还疯狂万千的展览。
这是一个艺术家很能干的时代，但是不能说明在思想上站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或许这是这个时代躁动不安的艺术大背景留给我们的新的启示。如果一个时代，艺术家在精神倾向上出了问题，那么出书倒是一个排遣与反思的机会。不过，恐怕只是追求酷的感觉，以及炫耀个人品牌的强大，那么无非再次说明大腕艺术家们商业的敏感要大于精神上的创见。
三个大腕出书的背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可以被推测的“事实”：
1.他们要开始讲故事了，只有很系统地讲故事了，他们的作品才有增值的可能性背景，才能换取市场的卖点，才能回应那些不把历史记忆当回事的批判者——当年他们的作品是有背景的，而不能说现在他们没有创造力了，就怀疑他们的东西是不靠谱的。这回拍卖公司的老总们估计是笑得最欢的群体了，拍卖是需要铺垫的和做现场情绪的前戏，艺术家主动替他们做前戏，当然少了不少媒体硬广告的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