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先谈论了两天前的开庭，菊香贞子赞叹说，邓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太棒了，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在引用1899年和1907年国际社会制定的两个《海牙公约》以及1929年西方各主要国家签署的关于空战的国际法规《海军条约》时，提到“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等相关条款，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让日本政府方的辩护律师也面露敬佩之色。最精彩的是，当对方狡辩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正和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不应作为“不设防的城市时”，邓先生回答说，难道我的家是军事设施吗？我的婚礼是针对你们的敌对行为吗？如果你们认为是，那么请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谁的婚礼，是必须受到攻击的。我看到旁听席上的日本人都笑了。邓先生都可以去当律师了。
蔺佩瑶说：“他本来就是学法律出身的呢，学的是民法和商法，只是后来继承家业去了。”
“邓先生在被问到战争时期有多少家产时，回答说‘价值半个重庆。’蔺太太，你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蔺佩瑶沉吟片刻，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想得起大轰炸年代，位于重庆瓷器街的教堂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我去看望我的英文老师、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失魂落魄地在一堆废墟里翻翻捡捡，手里拿着半截十字架，眼泪把他满脸的胡须都湿透了。我听到他不断说，‘God,God! Is this hell?Hell?’”（上帝啊上帝，这是地狱吗？地狱吗？）
菊香贞子小姐说：“战争就是地狱的代名词。美国人轰炸东京时，上帝也保佑不了东京的教堂。”
蔺佩瑶看了菊香贞子一眼，“重庆和东京，不可类比。轰炸东京，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菊香贞子忙一躬身，神态和语气虽然极尽谦卑，但并不改变她的观点：“请原谅，蔺太太。东京大轰炸中受到伤害最多的还是平民。”
两个女人虽然互相欣赏，但一提到过去的战争，都会非常谨慎，尽管那仿佛已是隔世的往事，或者在另一个星球才会发生的人类惨剧。有一个问题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就颇不适应：对他们很友好的日本人总喜欢用东京大轰炸和重庆大轰炸类比，他们会说，我们也是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东京大轰炸，美国飞机一次就炸死了十多万人。其实日本也有个“东京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美政府索赔原告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去重庆访问过。他们见到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总是说，我们支持你们的对日索赔，但请你们也声援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原告团的一些成员口头上虽然应诺，但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活该！尽管大家可以一起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游行、喊口号，反对战争，但重庆人心里还是有个结解不开——你们挨炸是你们自己惹的，我们可没有招惹你们。玩“飞去来器”的人，把自己的头打破了，和故意扔石头打破了别人的头，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就连蔺佩瑶这样温和宽容的女人，也不认为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可以和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相提并论。蔺佩瑶还记得大轰炸时期“飞虎将军”陈纳德一句有名的话：“这些狗娘养的日本猴子，用燃烧弹来对付平民的木板房，效果真是不错。东京不是也有很多木板房吗？”这是他在南山上观察了日机轰炸后得到的启示。到了1944年前后，美军的B——29“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去轰炸东京，2000余吨燃烧弹倾斜而下，东京市中心方圆41平方公里被夷为废墟。每当报纸广播里播出轰炸战果时，重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欢天喜地、扬眉吐气。小日本终于也晓得挨炸的滋味了！没有一个人会有一丝同情，只有解气，解恨。蔺佩瑶还为此专门在家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请来了不少中美空军飞行员庆贺成功轰炸东京。
唉，战争，一个普通民众可不会轻易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去反思，他只会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从与自己利害攸关的角度上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