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兵团给我承受力(6)

“后来他俩一起去了‘胡传魁’家,把孩子生了出来,两人结了婚。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别人自杀,而且和我的关系还这么熟。如果‘胡传魁’是和多个女性搞,那当然不行,但他们确实是在恋爱,两厢情愿,婚前同居,这种事要是放在现在,别人连问都懒得问,但在当时就是重大违纪案件。在兵团这种准军事化单位,特别是在宣传队这样的男女交往比较密切的文艺单位,知青之间的恋爱一度是严格禁止的,更不要说造成怀孕的后果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谁都不敢去想搞对象的事了。

“这件事一出,15 团宣传队就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散下放到各连宣传队,我先后到过10 连、27 连和25 连,哪里需要哪里去,命令一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有时因为走得仓促,连行李都来不及带上,只好去挤别人的被窝。有一次我睡的是公被,又臭又硬,我一夜都只能用嘴呼吸,让鼻子休假——那味道实在太难忍受了。

“我最早产生返城的想法是在1973 年。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动脑筋离开兵团,干部子弟从后门走,没后门的人找理由走,我的心也动了。当年我坚决要离开的北京,此时对我产生了强大引力。我第一次回北京探家时,火车到北京站时天刚蒙蒙亮。当我拎着两个装满北大荒土产的大包走出车站时,车站的报时大钟敲响了,那一刻我止不住热泪长流。我曾经在这里参加遣散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而我现在又算什么呢?我发现自己人去了边疆,心还在北京。扎根边疆的口号再喊起来,连自己都发现不由心了。

“我回家后躺在自己以前睡过的那张床上,很自然地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时母亲来了,我吓得一机灵,赶紧扔掉了烟。母亲没有呲我,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好好一支烟扔了多可惜。我发现我在妈妈的眼里已经长大了,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我到了自己规划人生道路的时候了。

“在兵团知青中开始有人被推荐上学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兵团有一些职能人员的去向是受内控的,一般不予放行,包括党员干部、机务骨干、学校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人才,因为这些人对维持兵团日常工作的运行很重要。在大田干农活儿的人容易走,我们不行。当时在我们中间流传着一句最高指示:不要动,我有用。这话太像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但等来等去,我们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为了我的新梦想。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在战友文工团考试的时候,我看见那些穿着国防绿军装的小孩儿们,简直都要羡慕死了。我考的是朗诵、形体和小品表演。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他就是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个特型演员。许多年后我见到老王时还说:你是我的恩师啊!老王特客气,他说:那怎么敢当呀,现在你可是我的老师。

“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既然拒绝是必然的结果,我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呢?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后,到了还是决定放弃要档案了,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之东流。

“很多年以后,我们15 团的老政委到北京来时提出要见我,我没有见他。看到他会勾起我对当年的痛苦记忆。

“后来我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究竟什么能拯救我,改变我的困境?首先是返城,其次才谈得上搞文艺。’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城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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