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俩一起去了‘胡传魁’家，把孩子生了出来，两人结了婚。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别人自杀，而且和我的关系还这么熟。如果‘胡传魁’是和多个女性搞，那当然不行，但他们确实是在恋爱，两厢情愿，婚前同居，这种事要是放在现在，别人连问都懒得问，但在当时就是重大违纪案件。在兵团这种准军事化单位，特别是在宣传队这样的男女交往比较密切的文艺单位，知青之间的恋爱一度是严格禁止的，更不要说造成怀孕的后果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谁都不敢去想搞对象的事了。
“这件事一出，15 团宣传队就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散下放到各连宣传队，我先后到过10 连、27 连和25 连，哪里需要哪里去，命令一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有时因为走得仓促，连行李都来不及带上，只好去挤别人的被窝。有一次我睡的是公被，又臭又硬，我一夜都只能用嘴呼吸，让鼻子休假——那味道实在太难忍受了。
“我最早产生返城的想法是在1973 年。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动脑筋离开兵团，干部子弟从后门走，没后门的人找理由走，我的心也动了。当年我坚决要离开的北京，此时对我产生了强大引力。我第一次回北京探家时，火车到北京站时天刚蒙蒙亮。当我拎着两个装满北大荒土产的大包走出车站时，车站的报时大钟敲响了，那一刻我止不住热泪长流。我曾经在这里参加遣散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而我现在又算什么呢？我发现自己人去了边疆，心还在北京。扎根边疆的口号再喊起来，连自己都发现不由心了。
“我回家后躺在自己以前睡过的那张床上，很自然地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时母亲来了，我吓得一机灵，赶紧扔掉了烟。母亲没有呲我，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好好一支烟扔了多可惜。我发现我在妈妈的眼里已经长大了，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我到了自己规划人生道路的时候了。
“在兵团知青中开始有人被推荐上学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兵团有一些职能人员的去向是受内控的，一般不予放行，包括党员干部、机务骨干、学校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人才，因为这些人对维持兵团日常工作的运行很重要。在大田干农活儿的人容易走，我们不行。当时在我们中间流传着一句最高指示：不要动，我有用。这话太像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但等来等去，我们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为了我的新梦想。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在战友文工团考试的时候，我看见那些穿着国防绿军装的小孩儿们，简直都要羡慕死了。我考的是朗诵、形体和小品表演。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他就是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个特型演员。许多年后我见到老王时还说：你是我的恩师啊！老王特客气，他说：那怎么敢当呀，现在你可是我的老师。
“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既然拒绝是必然的结果，我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呢？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后，到了还是决定放弃要档案了，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之东流。
“很多年以后，我们15 团的老政委到北京来时提出要见我，我没有见他。看到他会勾起我对当年的痛苦记忆。
“后来我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究竟什么能拯救我，改变我的困境？首先是返城，其次才谈得上搞文艺。’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城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