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底，在一次批判北宋人物宋江的评书表演中，我身穿薄衣裤过长时间站在舞台上，病腿就被冻麻木了。演出结束后，我只能用一条腿蹦着下台，接着就开始发烧。这让我意识到：
我有办病退的理由了。住院三天后，我的腿恢复了知觉，但出院后我继续杵了一段时间的拐杖。入夏了我还穿着棉裤，为的就是让领导看见我在保护这条腿，能让他们说一声‘就让濮存昕这小子走吧’。
“1976 年我开始办理病退手续。医生在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城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了。我的人生曾那么地真实，又那么地不真实。
“1977 年1 月末，我结束了8 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了北京。当年带到兵团的那个木箱子又随我进了家。刚回家那几天，我老盯着它看，我问自己：真的回来啦？不用再回去啦？晚上我几次梦见我接到命令：立即返回。每次醒来，我都会惊出一身汗！“说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要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城不久就赶上了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时要演小品。我选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在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的第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啊，一个也没遇着！我爱人曾对我说过：亏得你小时候腿得过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你其他条件都好，到哪儿肯定受宠，偏偏你有那点缺陷，让你有点儿自卑，挺好！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蹩脚的演员。我没有学过一天专业表演，我的那点演出功底，都是在兵团时连自己琢磨带跟着别人学，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最初在人艺的舞台上挑大梁时，还受到了领导的质疑。宋丹丹那人性格直，她后来说过一句话：小濮？当初我根本没看好他！我底子薄，起步晚，上山下乡拿走了我近八年的时间，我得往回赶！那会儿我妈妈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忙？我说，时间不够啊！
“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返城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现在我身上背负的名头很多，但让我最看重的是慈善家身份。吃过苦的人，不能忘记有苦处的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老知青们有什么诉求找到我，只要我觉得有道理，就会作为提案交上去。比如，他们的户籍在北京，养老待遇只能在外地的原工作地点拿，看一次病，路费就把每月退休金耗得差不多了。从国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但需要有人替这些人发声，我能做多少算多少吧。在兵团八年吃过的苦，让我感到今生再也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出门坐火车没座儿？我就到餐车和人聊天，别人怨气大了去了，我觉得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