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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穿着衬衣，叼着烟站在深圳街头，我不但写诗，也开始打架，不但打架，还偷偷去了南方，接受了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我第一次到广州，看到巨大的健力宝广告牌，第一次到深圳，看到更巨大的万宝路广告，第一次抽进口香烟、喝可口可乐、听广东劲歌，我看到满街的人穿着牛仔裤忙个不停，无数大厦在拔地而起，心里产生了焦虑，我深感时代变化，却无力参与。与此同时，文学扑面而来，那种老旧的不合时宜的写作已经被苏童、叶兆言和余华等人撕开一个口子，文风为之一改，电影方面，《红高粱》《黄土地》也头角峥嵘，我在电影院看了两遍《红高粱》，深深地被这个电影吸引，内心相当蠢动，产生了为电影做点什么的冲动。
然而我仍必须回到消防队，继续做一个无所事事的消防员，仍然被中队长和班长当作不服从管理的人对待，他们很厌憎我不踏实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每天写写画画想入非非的状态，我也很厌憎他们蝇营狗苟被体制修整成一个豆腐块的样子。我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被他们以各种借口惩罚，包括烧锅炉、评小黑花——我一直觉得管理成年人，像管理幼稚园一样用什么小红花小黑花这种做法十分幼稚，因之抵触得厉害，也就成为小黑花最多的人。那一段时间我无比焦躁，试图参与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中，然而闭塞的小县城在阻挡我这么做，我已经决心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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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愣头青，除了打架，就是写诗和看书，最奇妙的场景就是，当地的混混走进我的宿舍，被我床头堆着的书搞得很是困惑，他们无法将读书的我和打架的我联系在一起。我自己也很困惑，跟他们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架，这一切所为何来？我一点都想不清楚。有一个混混，拿着《百年孤独》问我，这书好看么？我说，好看啊。
他把这本书借走了，过了很久之后，他对我说，看不懂，但是挺好看的。
这就是我十九岁的生活状态，每天都在看书，满脑子都是诗篇。我越来越不适应被约束被管理，我态度倨傲，但内心孤独地在一个铁一样的营盘里晃悠，直到有一天，我又想出去看看了。
于是我到了北京。时逢五月，街头沸腾，我心也沸腾。
六月，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作《劫数》，这个剧本写得很糟糕，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了。
我们是没有故事的一代，想讲的话，始终闪烁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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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转眼来临，我用来纪念二十岁生日的举动，是结束我的消防员生涯。我已经做了四年消防员，第一次出火警的时候，因为同车的战友过于激动，一把将我从消防车上推了下来，我吧唧一声倒在火场前，围观群众爆发出善意的哄笑。我恼羞成怒地爬起来，整理好钢盔，消失在同样装束的战友群中。第一次救火就像初恋，总是记得很清楚。我冲进火场，铺设水带，眼角不时掠过那些围观群众，希望从中发现敬佩的目光。四年，我救了十几次火，抗了好几次洪，打过好几次架，用军装换过好几次西瓜吃，我恋爱，失恋，我写诗，再把它们忘记。
作出决定的时候天无异象，1990年代，某个平常的早春，下着鹅毛大雪，我穿好皮衣，背着一个小包包就离开了，耳机里轰响着摇滚乐，我踏着积雪，走向未知的、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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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拍电影的人，说我是个诗人；和我一起聊文学的人，说我是个拍电影的。我每每欲辩忘言。诗歌于我，就像是记事簿，每一段诗歌的背后，必有一片落叶、一条河流、一匹马、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女孩子。
我几乎不了解诗歌的发生机制，我像画画一样对待诗歌，这或许是个错误的办法，我写下这些长短句，寻找一分钟的内心宁静。
有时候，有些夜晚，我对着这些梦呓，内心波澜起伏，我渴望被理解，又害怕暴露在空气里；我渴望振臂一呼，又害怕应者寥寥。此时，诗歌是我唯一的密室，可以让我躲在里面，与自己的灵魂亲密，就如同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春天，我在月黑风高的旷野里，第一次发现自己；又如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遇到浪漫女郎，将我的身心引向新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