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破碎的灿烂的以及与青春和诗有关的碎片(1)

杨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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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时天无异象,那天陕西宝鸡的街头有男男女女游行,庆祝青年节。大洋彼岸,四个美国大学生因为抗议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被国民警卫队士兵打死。几个月之后,我跟着父母迁往甘肃,在甘肃住了十几年,一直到我自己选择离开。

从1980年到1990年,从我十岁到二十岁,十年间,阳光夺目,青春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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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80年代,中国充满各种奇异的际遇,前端是改革发轫,反思寻根;末端是人心浮躁,世事浇漓;中间,像一座高山一样耸立着八五新潮,正是它,把我变成了现今这个样子。

那年我背着书包,站在甘肃长庆一中初二的门前。我从外地转学至此,那个地方更小,而庆阳——这个有十字街的县城,俨然是个大城市,初二年级竟然有八个班,每个班都有那么多鲜活的少女,发出尖叫,在走廊里奔跑,阳光照射在她们的裙子和辫子上,让我瞠目结舌。我发愣的时候,我身边站着的老三也在发愣。他跟我长得很像,也是从小地方转学来的。我们俩一起发了一会儿愣,被好心的美少女叫进教室坐下。我记得就在那个下午,我的青春期,咣当一声,开始了。

两年之后,我和老三已经成了老铁,上学在一起,放学也一起,除了睡觉,我们总是待在一起,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尖叫着的美少女们已成惯常的风景,有个别闯进心田,但这个姓陈的美少女完全没有眼光,竟然看不出我是一个有追求的青年,于是也便就此别过。1985年,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考上中专,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修改自己的年龄,去当一名消防员。决定去当消防员那天晚上,我和老三伙同几个哥们,在一家小饭馆搓了一顿,耗资人民币15元,有酒有菜,一瓶白葡萄酒,弄得五个少年都有些微醺。回家路上秋雨绵绵,我们头发和外套湿漉漉的,心中充满强说愁的忧伤。

与此同时,在那些遥远的地方,大城市,文艺青年们正在用绘画、诗歌和小说改变着世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刚刚学会打架,还打得不怎么老练,我们还没有诗歌,只有无名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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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无名怒火完全是封闭的小县城和动荡的青春期造成的。我们那个小地方,盛产无所事事的街头少年,他们发型怪异,举止孟浪,看见少女就吹口哨,看见不忿的男子,就上去暴揍一顿,一切都乱哄哄的没有来由。街头经常扬起一阵尘土,一帮少年就滚打在一起,一会儿就有一个血人从人群中冲出来,一道烟跑远。我,攒下零用钱,去邮局买最新的一期《诗刊》,不是为了看诗歌,而是为了看一个大眼睛的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眼睛的姐姐显得忧郁,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售卖各种期刊杂志,我通常买《诗刊》、《大众电影》这两种。大眼睛姐姐告诉我,《诗刊》每次只进三本,买它的人很固定,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医院的宣传干事兼诗人,第三个是图书馆的主任兼诗人。我为此又害羞又骄傲,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用《诗刊》装样子,实在让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买了一年《诗刊》之后,突然很想写诗,就在此时,我改大了年龄,将要当一名消防员。在秋雨绵绵的夜晚,老三和朋友们为我送行,第二天,我前往一百公里之外的消防队报到,接受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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