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是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的两大法宝。洋务运动“自强”时期，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有四个，其中三个是由李鸿章创办或接办的，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是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代表。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简称沪局。它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在创建江南制造总局之前，李鸿章于1862年在上海协防期间曾建立过三个炸弹局。其间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
1865年，正在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收到丁日昌一封信，得知上海虹口有一个洋人办的旗记铁厂愿意出售，这个铁厂不仅能造枪炮，而且能制造轮船，要价十万两。这个机会正中李鸿章下怀，只是手头没那么多钱。可是李鸿章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称他为“军事实干家”，是因为面对困难，他总是有“迎难而上”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当然办法和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
李鸿章一边利用一个被革职的海关道翻译愿拿出四万两银子赎罪的机缘，一边又让丁日昌从海关拨借两万两银子，总共筹集六万两银子，外加讨价还价算是把铁厂拿了下来。这样再把上海丁日昌、韩殿甲的洋炮局合并起来就组成了江南制造总局。
说起把旗记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这里面还真有一点小名堂。应该说“总局”二字体现了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创意，所谓“总”就是说这个厂不单单造船，还包罗各种机器，主要指的是军械方面的机器。但是明明是座兵工厂，李鸿章为什么不像以前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这个工厂冠上军工的名称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李鸿章已经隐隐认识到军工只是当时的救急之用，“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因为那会儿整个清政府统治阶层还固守着禁止私人创办企业的顽固、僵化的思维。
现在来看，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还为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等其他军工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进程中具有无法忽视的作用。从它的任务设置上来看，江南制造总局的摊子铺得比较大、比较开，下设五个分厂，分别负责生产不同的军用器械：一厂制造枪炮，二厂生产和修理船舶，三厂炼钢，四厂制造火药，五厂制造机器。同时，附设翻译局，专门负责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提供技术支持。其中最重要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关心的工厂是轮船制造厂。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之后的几年里，江南制造总局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新船下水，“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等兵船一艘接一艘地问世。
数量倒是有了，但是质量怎么样呢？把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这些轮船放到l9世纪的国际造船业中一比较，它们无论从样式、性能还是功用和成本各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业的水平。李鸿章认识到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轮船的样子虽然像新式的兵船，可是性能比起外国兵船差得远，都是西方国家淘汰的旧样式，只能载十来尊大炮。这些轮船平时进行海面巡防倒还行，但是真遇到打仗，除了运送粮草兵员，其他还真指望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