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所描绘的红鼻子老鼠，是影射顾颉刚无疑，此举就鲁迅的性格与为人为文的态度而言，着实有点反常。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因发文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立即遭到了北大学生魏建功等才子佳人的反击，魏在所写的《不敢盲从》中，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借以对盲诗人进行嘲讽。此举引起了鲁迅的强烈愤怒，他很快发表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对魏建功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予以严厉痛斥。想不到在几年之后，鲁迅亦重蹈魏建功之覆辙，抓住顾颉刚的红鼻子刻毒地攻击起来，类似的做法一直持继到鲁迅晚年。
1926年12月，鲁迅受中山大学邀请，辞去了厦大的职务，于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乘“苏州”号海轮来到广州。18日午后轮抵黄埔港，进入中山大学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既已离开厦大，与顾颉刚的交恶算是告一段落。意想不到的是，顾颉刚随后又找上门来了。
就在鲁迅进入中山大学的同月，在欧洲游学七载，原北大文科学生，号称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回国并进入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因为鲁迅属德高望重的前辈人物，五四时期曾公开支持过傅斯年主办的《新潮》杂志，“满身霸气，目空天下士”（朱家骅语）的傅斯年尚不敢，也不好意思佛头抹粪，二人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所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曾在一个宿舍住过几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关系甚密。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辞却厦大职务前往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5]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语）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