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中的“浙江村” 5

耿氏的理由是：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5月8日，《申报》称：5月5日政府阁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主将北京大学解散”。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认为，“古今中外无此办法，以去就力争”。5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尚在上海的胡适（五四学潮爆发时，胡适在上海）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他估计，旧势力不会甘心，“恐怕要想出一个想当的办法”来应付。5月9日蔡元培宣布辞职离京，北大情形岌岌可危，引起世人瞩目。当时在南方的黄炎培与蒋梦麟于22日写信给已返回北大的胡适，提出“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又说：“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云云。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审查判别，耿云志认为，所谓北大南迁问题，是在北洋政府声称要解散北大的威胁之下，一部分南方教育界人士为图补救而想出的“卷土重来”的一个万不得一的策略，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图谋不轨，妄想让北大拆台散伙等所谓不可告人之目的扯不上关系。另外，沈氏所说事例无具体时间、地点，更无明确的会议目的，故不知何以会同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一起开会，商量北大的事情。而胡适作为评议会推定的在蔡元培离校期间参与维持校务的委员却不在场，尤其是被明确指定为代理校务的温宗禹何以亦不在场？作为学生的傅斯年，他代表谁前来突闯会场，又为何颇像三岁小孩说冒话一样突然冒出了一番没深没浅的昏话？傅斯年说这番昏话的公开理由是什么，难道就没有一点流露？若真如沈氏所说，傅斯年这一切所作所为所言，符合常情吗？再有，6月28日，充当北大与蔡元培之间联络人的蒋梦麟给胡适的信中，说隐居于南方的蔡“对你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7月5日，蔡元培亲自写信给胡适，说：“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信中请胡适概照前约办事，一切由他完全负责等等。鉴于当时情形和已发现的间接材料，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沈氏所谓胡适与傅斯年等人迫校南迁破坏北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