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之后，江浙出身的军阀渐逐得势，这一地区的人才开始向中央及各要害部门云集。不只是油水丰腴的各府衙门，连当时并不算要冲的教育部人员也多产自江浙，其形成的原因如亲历其事的王云五所言：“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1]
由于同乡的关系，很自然地就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各府衙门如此，教育部亦如是。就教育部而言，随着江浙集团的胶结膨胀，许多正常的事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直至演变出由参事司长联合起来集体辞职，逼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之事件。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称霸学界的大佬、浙江余杭人章太炎麾下门生故旧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2] 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未久，北京已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学术重镇北京大学，更是为强大的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所把持。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十五个系，各系的领导人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王+栗]，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浙江吴兴人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多，地盘广，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已形成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态势，充分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蔡元培长校北大，在人事上，尽管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但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 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担当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有一位见证者牟润孙后来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3]据这一专题的研究者桑兵称，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即胡适在“盐谷案”中所说的“小人”）、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著名的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