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8岁，顾21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而傅斯年则“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二人虽研究专业与禀性脾气不同，但很快成为好友。1917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放洋七年，又是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在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2]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爆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氏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且不管顾颉刚此时懂不懂“实难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接着叙述胡适的命运。就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满身霸气，具有梁山好汉气概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向其讲明一切，希望傅能以自己的威望拉胡适一把。傅斯年是国学门，对哲学没有多大兴趣，顾颉刚便劝他“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斯年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满脸腾红，汗都下来了。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咬紧牙关，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度过了站稳了脚跟，继续做他的教授。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正如顾颉刚在回忆中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