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将书寄给他。十天过去了。然后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哈罗，我是卢西安·弗洛伊德。”这听上去更像“卢山恩”。他拒绝了为那本书写评论，但是我们聊了一会儿斯宾塞的多愁善感和毫无观察能力。虽然没有约稿成功，至少我们联络上了。
我试了各种手段诱他给我一个访谈，到这一步，我已经从他人那里得知，他确实看到并读了我的那些信，只是他没有任何话想要回复给我，他不想和我有任何牵扯。我收到的唯一回信便是他告诉我，给我一个采访他的机会的想法让他觉得“恶心”。
在二〇〇二年，我此时已是《泰特勒》（Tatler）杂志的编辑，我又开始写信给他。这次我的信内容简单：“我有一个极好的主意，您一定会喜欢。但是我只能见面详谈。”我赌在他的好奇心上。然后接踵而来的是同一个声音：“我是卢西安。”这声音比我听到的任何声音都让我迷醉，它带着节奏、共鸣与力量，极为特别而且诱惑我心。没有一句多余的言语。
“你要不要来吃早餐？”这句话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明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来画室。”他说。“好极了”我答道。然后他挂断。他从不说再见。那不是他的风格。
我很准时，按下门铃，当门打开后，我向上走了四段台阶。卢西安在顶层的门廊开着门探头张望。他穿着厨师的裤子站在那里，上面掖着像围裙似的肮脏布片，远远看去似一团血迹。没有握手，但是有温暖而小心的问候，像蜘蛛也许会将低空飞过的小虫纳入网中。他的声音温柔，举止细致周到。他总是目光炯炯地凝视，并不粗鲁或带有敌意，但是非常震撼人心。他站在那里一会儿，然后回身进屋，动作迅速，好像具有运动天赋。
像是拥有众多宝物，如同阿拉丁神库里众多的飞毯，而隐私权在其中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性，他一生只想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卢西安很是顽固。“如果任何人让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只想做相反的事情，而且我通常都真的会做。”他后来说。“如果司机将我放在某个电影院外，我很有可能直接再叫一辆出租车去另一家影院，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喜欢隐私。”他说道。有一年他换了四次电话号码；不仅如此，从前电话的号码目录，甚至电话账单也被寄到他的律师那里。就连住的公寓都不在他的名下；他的前女友简·威洛比拥有并将它租给了他。事实上，他在官方记录里甚至不存在。肯辛顿和切尔西区的选民登记时常来问他到底是卢肯·弗里德（Lucan Freed），或是L.弗罗德，而他没有为这些想要为识别他而犯的错误做出过任何举动。他从未填过一张表，比起投票的机会，他更愿意保护隐私。“我猜如果我登记了，我会投自由民主党的票。”他是生活里的泥鳅，总能摆脱任何束缚。
他不是物质主义者，而且对收集各式各样的东西毫无兴趣。他的公寓里没有一张子女的照片。仿佛这样随意的照片同那些以家庭成员为模特耗时好几个月而成的画作比起来，毫无意义，甚至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