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自己是做结论的一方，所以有时会冲动，而且把事情搞得更为棘手，他曾经发信给泰特美术馆（Tate）的策划人【注释】，声称“尼克拉斯·塞罗塔（Nicolas Serota）是个骗子；我从来没有拥有过那幅画”。而事情的缘起则只是那位策划人简单地跟进了塞罗塔（当时泰特的董事）的一个请求去向卢西安借弗朗西斯·培根的画《两个人物》（一九五三）。这幅画挂在卢西安诺丁山的卧室的墙上。一直以来因为画里同性恋的内容而被卢西安另起了个外号“鸡奸者”，这幅画一展出就引起了极大轰动。这幅画是在埃德沃德·买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的一组对同性恋者性交的过程拍摄的照片的基础上而作，卢西安收藏了这位摄影师的很多部影集。这幅画严格来说属于卢西安的朋友简·威洛比（Jane Willoughby），但是原本应只仅仅是代表泰特美术馆向卢西安道谢，那位策划人错误地暗示了卢西安才是画的所有者，这便成了他寄出极端不近人情的回复的理由。（这幅画最终也没有借出，不过卢西安确实把雷·鲍厄里的头像献给了泰特，塞罗塔也与卢西安一直保持着友谊。）
【注释】泰特美术馆，伦敦的著名现代艺术馆。
卢西安对钱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是对于自己的画每次在拍卖会上卖的高价很是欢喜，即使那意味着他不再拥有那些画。在八十五岁高龄，他对于《熟睡的福利管理人》在二〇〇八年五月以一千七百二十万英镑的高价被俄国石油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在克里斯蒂买走时非常高兴，这使他成为在有生之年作品卖价最高的艺术家。财富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即使没有那么多钱时，他过得也不错。他对周围的人可以非常慷慨（有的模特甚至被给予了一栋房子），但是对慈善拍卖却斤斤计较，因为那实在是太受公众关注的事情。当雷·鲍厄里因在公共厕所做爱而被罚了四百镑时，他介入付了罚金。当雷·鲍厄里死于艾滋病，他又付钱将他的尸体运回了澳大利亚。卢西安痛恨留下痕迹，甚至不愿在任何一本书里签下自己的名字，特别是任何艺术类图书或是他自己的画册。如果不可避免，他有时会在画册上写“他自己画的”，然后在旁边画一个指向自己名字的箭头。
很多模特和情人都觉得受制于他强悍的性格，但是年复一年，他们又回头来要更多。“很多我的模特都是生活中有着空缺的女孩子，为艺术家做模特为她们填补这些空缺。”他曾对我说，“我真正需要的是依赖性，让她们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时有伤害：被抛弃的情人，被伤害的孩子们，有去无回的信件或者非常粗鲁的回复，没有偿还的债务，还有不断的侮辱。他的规矩，或者说他的没有规矩，意味着他就只做他想做的，追求他的艺术和自己的欢愉，不计代价，从不妥协。这是一种明显自私的生活，却是一种他乐于解释并捍卫的生活。虽然他欣然接受了荣誉伙伴（CH）【注释】和荣誉人物（OM）的勋章，他在一九七七年时写信给当时的首相推掉了CBE【注释】的授予，他说道：“我希望能被理解，我所做的这个决定完全出自于一些自私的理由。”【注释】（他常常诙谐地将他的两个荣誉头衔连起来称为他的“CHOM”。他将荣誉伙伴的勋章借给了一个要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儿，而后那枚勋章便从此消失了。按殊荣的既定协议，OM的徽章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后则由大卫与女王在白金汉宫的一次私人会面上物归原主。）
【注释】荣誉伙伴，即CH（Companion of Honour）。
【注释】司令勋章，即CBE（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
【注释】出处：《星期天邮报》，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