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群人的悲愤，或是伤痛和绝望
台湾这十年的本土派会有一个焦虑，甚至愤怒。1949年，这一群外省人过去了，蒋介石充满恐惧、愤怒，对知识分子高度怀疑，在党内戒严。我们很怪，20世纪90年代同步读莫言、王安忆、李锐、阿城他们的小说，可是，大陆又在超英赶美时看鲁迅等人的作品，这些全部压缩在一起了。台湾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日本曾侵略台湾。台湾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有一群很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泪怀故国，有一种中国传统的文人。问题是他们没有经过五四，没有经历过鲁迅，没有经历过当时的文学爆炸或者浪漫主义。他们很多时候对西方现代的理解和想象，是通过创作日文小说的这一批台湾本省籍作家。他们的路径跟我父亲这种来到台湾的这一批外省知识分子或文艺青年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是用政治力量介入的，这确实可以理解。包括我爸也恨日本人，我爸从南京跑出来，觉得中国人怎么可以讲日本话，这些人本来会讲闽南话。然后所有人瞬间讲回国语。
日常生活中，从小学生学习到政府机关全部讲国语，这个还好。可是在小说中最幽微、最神秘的层面是，本来用某一种语言写小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作家突然变成一种失语症，于是他们被灭掉了，许久不见了。朱天心很愤怒，写出像《古都》这样的作品。现在大陆这两年有所谓的“港台热”，我当然也是因此才有机会到大陆来出书。可是我是觉得从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我、舒国治，这样一个阶段来看，感觉有一点像舶来品。大家对这些作品后面的脉络好像不那么关心，实际上在不同时期，都有很多好的作家。甚至像台湾现在十年，也有非常好的一群年轻创作者和小说家，他们有的写“同志”小说，有的写光怪陆离的那种。我认为写作更应该在乎的是有没有更宽大的心灵，更同情理解他人的生命时钟，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经验。同样是中国人，不过是被1949年切断。中间的秘密、折藏的心灵景观是不同的，这不需要靠哪一个大师，或者哪一个大的小说家，跟大陆这边的小说家去PK，反而他们应该像波兰的《双面唯诺尼卡》，互相凝视对方。原来台湾有一群人用日语写作，现在他们可能都过世了，可能过了四十年后，他们的作品又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看他们那个时候文学的视野和文学的基础，可能并不能跟同一个时代的张爱玲、沈从文、郁达夫这些人比，可是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进步，有些真的写得很好。可以看到当时殖民地那一群人的悲愤，或是伤痛和绝望。
陈水扁“执政”那十年，有一点像聚斯金德写的《香水》中的场景，突然香水师傅用一种香水把自己打扮成神，全场人疯魔掉，失去了人的原貌，等他们醒了便羞愧不已。
我很早就变成流浪汉，可是我很尊敬（朱）天文、（朱）天心，她们一直有一种面对社会的行动力。天心她们是客家人，唐诺是本省人，可是这是一个普适价值，他们变成族群的联盟，后来跟很多弱势社会团体结盟，甚至去支援在过去十几年到台湾的劳工和配偶，像印尼、大陆新娘，还有很多移民单位，他们受到羞辱和歧视。当然我没有资格像天心那样保护他们，但我觉得应该把每个人都当成不能被剥夺和不能被羞辱的个体去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