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的性爱等偏狭之隅，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误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我们自身的原因，在推介作品时过分迎合西方读者早年形成的某些“偏狭趣味”，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欣赏的需求。
我在中国文学界一直是个“毁誉参半”的作家，我的《暗算》得茅盾文学奖后被不少人诟病，他们认为我只会讲故事，离文学还远着呢。我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但什么是文学确实值得探讨。坦率地说，我在写《解密》和《暗算》前，写过大量被人认为是文学的作品，农村、土地，鸡鸣、狗盗，华丽的辞藻，沉重的主题，学者的反思等等，写了七八年，越写越觉得没劲，因为没有读者。1991年，我开始写《解密》，讲一个破译家的故事，题材、写法都是新的。我想告别自己，也想告别固化的文学模式。也许我过于自负了，但我觉得这次西方媒体之所以这么关注这本书，就因为书本身，他们接受了我对小说的探索和付出。
其实《解密》在中国出版已经十多年，为什么今天才“走出去”？既然你那么喜欢，按说早可以拿去出版嘛。可是他们不了解，不知道，我们只能靠一些偶然的因素被他们关注。现在他们关注到我了，算是我的幸运；由于我跟他们以前关注的作家不一样，我的幸运又被放大了。
这里有几个事实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对我们的不了解，比如美国的FSG出版集团，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出版公司，旗下有二十二位诺奖得主，有“诺奖御用出版社”之美誉，至今居然还没出版过中国作家的书，我是第一个；再比如英国企鹅出版社，《解密》这次被收进“企鹅经典”文库，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第一次；更夸张的是《经济学人》周刊，这是和美国《时代》周刊齐名的一家刊物，在欧美影响超大，很少发书评，但这次对《解密》做了一篇很夸张的文章,标题叫《一部每个人都该读的中文小说》，全文第一句话说：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在封面上就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就是不了解。我不是谦虚，《解密》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小说，但无论如何配不上这些殊荣，是他们的局限和无知放大了我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