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首先在瑞恩提出要给非洲的小朋友捐一口喝水的井时，假如我心情不好，我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这都是大人们管的事，你还小，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快写作业去！
假如我心情不错，也许会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指着非洲对他说，你知道非洲在哪儿？看见了吗？在这儿，离咱们十万八千里呢！就算你真有一片爱心，也得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了，睡觉去吧，梦中你就能到非洲了。
如果我的孩子一定要捐 70 元用来打井，如果我是一个富人，我会说，好，你来亲亲妈妈的脸，妈妈就给你这 70 块钱。我的孩子多懂事啊，多么有爱心啊！
如果我手头拮据，我会悻悻地说，你还想用做家务挣钱给非洲人？我天天都在家做家务，谁给我钱了？做家务是挣不来这些钱的，你的算盘打错了。有这个时间，你多读点儿书比什么都好，自己的事情都拉扯不清，连稀粥都快喝不上了，还搭理什么非洲！
如果我的孩子真的不畏艰难，靠自己的努力攒够了几块钱，委托我把它捐到非洲去，我会把钱暗暗收起，然后对他说，我已经把钱寄出去了，非洲那地方很远，你别着急，也许很久之后才会有回音呢！当我几乎忘掉此事的时候，孩子问起，我就会支支吾吾地说，哦，那些钱……当然了，是的，寄出去了，你知道非洲离我们万水千山，他们很难和咱们联系得上，总之我相信他们是收到了……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舌头直打结。那笔钱已经变成了红烧凤爪或是一套课辅教材，叫我如何交代得出确切的下落！
就算是我没有贪污孩子打井的资助，我也不可能为他设立一个基金会。我会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是没事找事自寻烦恼，我一天为了自家的柴米酱醋盐还掰不开镊子呢，哪里顾得上非洲！也许对当年记挂着亚非拉 2/3 受苦难的人民一事印象太深，我现在格外地愿意关注自家。
好了，就算是我为他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就算他得到了“十佳少年”的称号，上报上电视上广播，我和苏珊最大的分歧也将暴露出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停下来，哪怕是他疲倦了，我越俎代庖也要鞭策他保持晚节。 （对这么小的孩子，也许不能说晚节，那就是早节吧。 ） 哪怕是他厌倦了，我就是打着骂着哄着，也要让他在舆论面前惟妙惟肖地表演爱心；哪怕是他兴趣转移，我也要千方百计地敦促他一如既往地维持下去。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好比是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传送带，怎能轻言退下？光环簇拥着，不能善罢甘休。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挺到被保送上了名牌大学，把这个小英雄称号的内在价值充分利用起来。非洲的井里有没有水，在我这个妈妈的心里，是远远比不上孩子的前途和读书重要的。
我并非一个特别自私的特例。当瑞恩和妈妈一道来中国，在我们的电视台做客的时候，观众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瑞恩这样关注非洲的井，不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吗？这个问题被问到的次数之多，连翻译都说他不耐烦了。
也许我的孩子和瑞恩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我和瑞恩的母亲实在是有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异，还有文化和传统上的不同。比如我们会把一个孩子读书的成绩，看成是唯此为大的事情，相信仓廪足然后知荣辱，以为爱是建筑在物质富裕之上的奢侈。值得反思的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自己。虽然从时间顺序上看起来是先有了瑞恩的想法，然后才有了支持瑞恩的妈妈的行动，其实，是先有了瑞恩的妈妈，才有了瑞恩。这不仅是从生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思想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