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诸多的百年老字号，始创于清朝。徽州黟县人张小泉，举家迁来杭州，在大井巷生产祖传剪刀，早在1663年张小泉品牌就成名了。“张小泉”剪刀当年是贡品，如今是百姓生活的良品。“红顶商人”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从小成长于杭州，最终成为晚清著名实业家，被称为“江南药王”。胡雪岩于公元1874年创建胡庆余堂，设下“戒欺”之训，实行“真不二价”。胡雪岩传奇的尾声，是最终被革职抄家，非因产品质量，而在亦官亦商。朱镕基在总理任上，难得挥毫题词，2002年5月他参观胡雪岩故居后很感慨，写下长长的题词，尾句云：“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诗人龚自珍的名句。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先人当年随宋室南渡，到他一代已定居杭州400年。时至晚清，已是“衰世”，却要伪装成“治世”。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他想告别这“衰世”，告别制造“病梅”的制度环境，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降人才”是一方面，“求变革”乃是终极追求。良法不见，善治不继。袭自珍反对“拘一祖之法”，认为死抱住陈旧腐败的祖宗之法，必定坏事，如不更法，“乱将不远”。针对当时的制度性腐败，他提出“更法”、“改图”，要求革新；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要求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革新。这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要冲破当时专制的条条框框，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他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改变贫富悬殊的局面；他希望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同时反对闭关锁国。这种政治改革的主张，可谓振聋发聩，具有启蒙价值。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龚自珍是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1841年在外讲学期间猝然离世，享年仅50岁。
如果说龚自珍是诗人+思想家，那么汤寿潜则是思想家+实业家。汤寿潜是杭州萧山人，既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又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四年，他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在经济实业领域，他主张广造铁路，兴修水利，开发矿藏，改革税制。
可贵就在于，汤寿潜是一个努力实践思想的行动者。他迫使清政府允诺浙江第一条铁路——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在主管修建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不取薪金、不支公费，还把有关奖金悉数捐赠给浙江教育会。非常清正廉洁的汤寿潜，是辛亥革命后首任浙江都督，有着“布衣都督”之称；他的遗言是自己一生的写照，其中有云：“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
正是这样的“护花春泥”，改善了人心，改革了传统，改变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