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因为探望过父亲，大约是知道父亲是受过什么样的伤害的，父亲死后20天，17岁的二哥因此被迫下乡，发配到离县城800公里的莒县。他总共在那待了8年，其他人全都调回来了，但他是家庭有问题的人，没有处理过的人，是不能返城的。”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当时我二姑实际上是共产党，在中央民政部的，就是属于这个体制中最高权力机构的人物，二姑认为，要相信党的政策，总会给你落实政策的。”
“现在的普通老百姓一样，总觉得上头是公正的，是对的，而下头的人弄偏了，是错的。我们当时根本没想到，我们是与虎谋皮，已经到了权力的最高端，却发现没有希望。”
“我们当时对二叔有些不满。因为他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二叔是齐鲁大学毕业的，受的是洋人的教育，是一个医生，1949年后很受压制——他现在去美国已经快30年了。1979年我去上访，住在王府井二叔家里。记得早晨起来，看见二叔端着茶杯，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这么翻了一下——他是一个极斯文的人，我却听到他把报纸扔在一边，说了一句脏话。二叔过去在协和医院，抗美援朝时跟着部队去研究细菌战，他说那样的话，对我震动很大。”
“父亲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在最高当局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下达之后。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下她的照片，竟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被惊动的迹象。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