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难以释怀。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申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轻轻打发了他。“我搭上那个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高兟在离奇惊悚的故事中睡着了。忽然车停了，车上一个人都没有了，他睁眼问，到济南了吗？列车员告诉他，才到了天津。他下车转了半天，找到一辆回济南的火车。这是他的第一次上访的过程，无功而返。
“实际我们小时候画画，都受了二哥的影响，二哥真的是多才多艺，画画、唱歌、乐器样样都行。他现在是一个下岗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