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走了。不久，监狱长突然通知他过来取汉娜的遗物。米夏来到汉娜的单身囚室，监狱长解释说：“她已经离不开这间小房了。这是她要交给你的。”监狱长指着架上用方巾盖着排得整整齐齐的录音盒带和录音机。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印着画的非常典雅的小方铁盒。“她希望你把她积攒在小方铁盒中的六千马克转给那个没被烧死的小女孩。”
米夏拿着小铁盒，忍住已漫到眼眶的眼泪。
后面是米夏到纽约把钱交给那位已成贵妇人的女孩。交谈的话免了吧，她是代表被屠杀的犹太人整体要求复仇与惩罚的，绝不宽恕，与个人承担罪责的多少实在了无干系，更谈不上旁观者性心理的浪漫、压抑与救赎：“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面对的经历早已没有宽恕的权利。”
——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充足理由律”！最后不能免的是米夏带着自己的女儿到汉娜的坟前，告诉女儿自己不能敞开心扉生活的原因……从此，米夏能够过敞开心扉的生活了吗？
本事完。
（中）印象后的反观
小说用名《朗读者》，电影文学剧本沿用《朗读者》。
电影则改名《生死朗读》。
文字书写重视的是叙述者身份，因为一切都在他的叙述中发生，自然显示着叙述进行时叙述者的承受责任、思考与意义。视觉形象的电影，一方面突出了刺激最强的行为—“性”与“死”，另一方面又把“朗读”事件象征化甚至隐喻化了，因为正是“朗读”事件把少年时期的性与爱同中年时期的怨恨、羞耻、罪责与救赎连接了起来，而与此同时回报“朗读”的却是上一代的忏悔与死亡。
所以，虽然表面写的是对纳粹罪行的追溯性审判，其实隐含而突出的却是两代人罪责的传递、反省与承担的限度，更重要的是隔代救赎与和解的可能，甚至……
［不，我问自己：“想省略什么？隐藏什么？”
你真的想听？那好
——“为忏悔了的德国人辩护！”］
我的进入。
起初想，用我习惯的方式—感觉：我能感觉到哪里，就能解读到哪里。然后根据西方电影中现代流行的时髦理论—“凝视政治伦理”，作一点反时髦的尝试。看完电影，最初记录了一个印象图式：（由此不断后退的关系构成真正要读的后续内容）
一动笔写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1.如何归罪才能如何救赎
纳粹现象在德国，军国主义现象在日本，斯大林现象在苏联，“文化大革命”现象在中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整体性破坏的历史事件过后，活下来的人如何承担，如何清理，如何归罪，如何救赎与和解？1特别是介乎于上下两代人之间，同一事件表现为直接经历或间接经验，他们凭什么能够维持在同一层次的感同身受上？如果不能或不完全能，罪责与救赎凭什么传承与担当？总之，幸存下来的民族怎样抚平创伤记忆而重新整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民族历史的重大事件怎样才能转变为这个民族必须共同继承的精神文化财产？种种。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背景沉淀，小说《朗读者》和电影《生死朗读》才赢得如此盛大的世界性关注。新老殖民主义民族如英美，现代史中的德国人、犹太人、俄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经历，却未必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反省与承担。东方者如日本、中国，尤甚。
我既是一桩历史事件的遭遇者、承受者，又是它的幸存者、反省者，即当事人、旁观者与反省者一身三任，因此，我命里注定不能回避它。
“文革”中有大量这样的事实或揭露了这样的事实，父亲作为党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即便这政策把非常多无辜的人打成反革命以致造成他们家破人亡，即便这政策造成饿死的人数抵得上“二战”死亡的人数，但这个干部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党的忠诚干部，更不用说他的子女体认着父母的亲情与人品的正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