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后退学，做“社会青年”考了两届。一次又录取到华农农机系，只好不去，心中郁闷，给原市一男中班主任盛代时老师写了一封寻求理解的信。1回答是，将信油印出来在市一男中、市一女中（即十六女中）、十九女中（圣约瑟中学）应届毕业生中当“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学习批判。再一次考，当然不取。从此断了读大学的念头。第三次信号。
父亲的“历史问题”开始转移到我的经历中来烙印为我的“现实问题”了。
1962年初进武汉钢铁公司厂前小学代课，1963年转到厂前萧家湾武钢第三职工业余中学代课。1960年到1962年两年失学期间，除了在港务局汉口段夜校代了一学期的课，其他时间做了许多杂工，从挖土方到半夜拖煤送炭，心甘情愿地吃苦，内心支撑着的理由是“我在体验生活”—当然是“自欺式的自我伪装”。
后来，我逐渐模模糊糊地知道些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父亲解放前是汉口码头的洪帮三头佬之一（另两个年长者“肃反”时镇压了）。日本占领武汉时，要父亲出来维持码头局面，父亲不答应。危急时，父亲的一个朋友，是日本“板桥部队”的稽查队长，暗中通知父亲外出避风，于是父亲逃离了武汉。就是这段历史说不清道不白：没跟日本人做事，又认识一个汉奸朋友，这在当时办案人员的阶级观念中是没办法归类的，所以，一直作为“悬案”悬着—谓之“历史问题”。
1950年到1952年，父亲做了三年武汉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突然自动退职离开了港务局，失业在家，但却躲过了1953年“三反五反”一劫。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一生都在“逃离”之中。父亲和两三个朋友筹办武汉市水泥袋厂，任厂长，好容易接到黄石新华水泥厂的水泥袋加工后，厂有了迅速发展，但为逃避“反右”，又自动调离水泥袋厂到偏远的姑嫂树武汉铁工厂管伙食团。“文革”前不久，再自动调到更远的荷花洗衣机厂做门房（即门卫）。父亲就这样用“逃离”的方式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一生。当我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汉口扁担山时，立在父亲的坟前，边烧纸钱边对女儿们说：
回想起来，爹爹一生只是一个“逃”字，但仍然没有最后逃过家中日常的磨难。不
怪太和爹爹一生不和，只怪我没有留心体谅上人一生含辛茹苦的寂寞。愿爹爹在天之灵
垂怜我的有心无意、自顾不暇吧。
与其说是在向老人“告罪”，不如说是“辩白”，或者说得再好听点，是请求父亲原谅的“解释”，因为等待我的命运已是无可逃离的灾难，而再等到我从灾难中翻身出来，时间的紧迫又往往使我不能不顾此失彼。我尽力了，但我不是孝子。这是我愧对父母的地方，一想起父母一生的艰辛，做儿子的永远做不到将沉积在父母截然对立的个性中的创伤抚平，苍凉之感便不能自已。所以我的创伤必须自己在经历中舔尝，而不必等待子女腾出时间来抚慰，我尚且做不到，何必要求她们做到呢。
在三业中教书，每星期只有两个晚上的课，剩下大量的时间我都悄悄用来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我萌生过考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念头，哲学界恐怕没有谁像我这样一生都痴迷着电影的。我几乎天生地喜欢观察人，连读小说都能读得活生生地在眼前像电影样的演绎，甚至往往将自己演绎进去，如“白日梦”。
考电影学院不过想想而已，好几个同道都因政审落榜了，我何必去自讨没趣，走自己的路吧。
剧本写过。改编了小说《保密局的枪声》，寄给八一制片厂的严文井导演，回信说：“很高兴读到你的剧本，语言和细节处理很有特点。我也曾动手改编过这部小说，因保密还在保密中而被上面否定。”最后是“保持联系”的客气话。另有巴金翻译的柏克曼《狱中记》，我节选改编成《母亲的死》，后来用在《渎神的节日》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