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特尼特每天早上都会到总统办公室，就威胁态势向总统做简单的汇报。我和他一个星期要见好几次面，评估我们已经采取的预防措施。特尼特后来在其著作《身处暴风眼》（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中提到，他于7月10日给我打电话说袭击有可能即将发生，他在电话中强调，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特尼特在电话中说：“我担心‘狼’真的要来了。”我问他将如何应对，他说他马上过来相商，我马上说“好”。
我记得那天的会议并无多少新意，因为我们每天都就恐怖威胁进行讨论。会议报告把我们每天评估的恐怖威胁和一些新的情报做了汇总。我记得我当时问过特尼特，中情局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抓捕阿布·祖巴耶达赫，我们相信此人是“基地”组织的主要策划人，有可能知道阴谋的详细情况。副总统也给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方面打去电话，请求他们帮忙查找此人，并强调我们为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担忧。同时，我们还提高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安全等级，我觉得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同时，迪克·克拉克每天都会召集反恐安全小组（CSG）开会，有时一天甚至召开两次会议。该小组由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的反恐专家组成。他们负责整理情报，并确保所有相关部门都已展开行动，应对恐怖威胁。
事后有人指责我们并没能对6月和7月的恐怖威胁高度戒备。1999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多如牛毛。有一次，恐怖分子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就被我们瓦解了。当时，桑迪·伯杰每天都会举行首脑会议。“9·11”事件之后，人们认为我们每天举行首脑会议就是为了挖掘更多的潜在威胁，我们很可能从中得知针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近在眼前。
但是，问题并非在于我们没有竭力阻止威胁发生，而是在于我们无法兼顾所有的情况，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国内和国外情报之间的“缺口”。比如说，电子监控就由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两个部门负责，国家安全局负责监视恐怖分子在美国之外的地区的通信信息，而联邦调查局则负责监视在美国土地上活动的疑似恐怖分子。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就无人负责收集美国的恐怖分子和境外恐怖主义基地之间的通信信息了。
同样，这种国内外情报分工模式也让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无法通力合作。联邦调查局将国内恐怖主义问题当成执法问题，而非情报任务。国内恐怖威胁信息评估无法和中情局获得的境外信息有效结合。有关部门觉得，在恐怖分子犯罪之后将其抓捕定罪比预防犯罪更加重要。各部门必须按照美国的法律和规定小心搜证，以免美国法院拒审案件，美国的司法程序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在这种司法制度下，有关部门只能严格划分犯罪调查和情报搜集之间的界限。联邦调查局权力分散，能力高超的外勤人员和高级官员之间缺乏交流。菲尼克斯的一位特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提请注意，本·拉登派遣学员到美国接受飞行技术培训，但联邦调查局总部未加理会，而且也没有将此事与对扎卡利亚·穆萨维 的调查结合起来，此人当时正在明尼苏达进行飞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