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的聆讯会上，我曾一度仰慕的克林顿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杰米·戈雷利克（Jamie Gorelick）质疑布什政府没有高度重视恐怖主义，这让我火冒三丈。1995年，她写过一本很出名的备忘录，大谈犯罪调查和情报搜集之间界限分明的好处。她觉得将两者分开的理由充分（主要是能突出公民自由权），但这种做法不仅导致联邦调查局在“9·11”事件之前没有快速跟进穆萨维这条线索，而且让我们在面对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时能力大打折扣。
在“9·11”事件之前，没有人认为美国本土将遭遇恐怖袭击，而当时的威胁报告也认为恐怖组织将针对美国海外利益发动袭击。但当时我就想过，我们也许应该将这些报告通知国内相关部门，以防万一美国本土遭受袭击。在跟乔治·特尼特会面后，负责监督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司法部长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而且，7月5日我还找来迪克·克拉克和安迪·卡德旁听报告。我叫克拉克召开国内相关部门会议，幕僚长则在会议上告诉迪克·克拉克，如有必要，他将介入国内情报部门的工作。克拉克随即召开会议，报告说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FAA）和其他部门已获悉威胁情报，正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
“9·11”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迪克·克拉克主动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向我保证白宫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把相关信息交给了美国执法机关以及包括联邦航空局在内的其他机关，并且确实要求他们采取特殊措施。但他在《新闻60分钟》的采访中暗示我们反恐不力。然而，我在9月16日听说，“千禧年阴谋” 被瓦解之后，有关方面在2000年春天还拿出了一份针对美国本土恐怖威胁的事后行动报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相对于克拉克交给布什政府的所有报告，他偏偏认为这份关于美国本土安全的报告不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在7月末的时候收到了大量恐怖威胁报告，随后又有所减少。布什总统对本·拉登以及本土恐怖威胁的疑问终于从那份著名的8月6日备忘录中得到了解答。没错，就是众所周知的那样，本·拉登决定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袭击，只知道他对1993年世贸中心遇袭事件印象深刻。
在192份总统每日简报中，唯独这份备忘录提到了美国本土有可能被袭。8月6日那天布什在克劳福德，而特尼特则在“新泽西州的海滩上”，我在2003年的时候才从特尼特口中知道这件事。国内有可能遇袭的情报跟呈交给布什总统的无数情报一样，并未引起重视。
各部门的整体协调能力低下，我们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导致美国对“9·11”事件疏于防备，这可谓不争的事实。在1812年战争 中英国人焚烧白宫以后，美国本土并没发生被外敌袭击的重大事件。当然，二战期间，珍珠港偷袭事件曾重创美国军事基地，而且美国国内也不止一次地担心美国本土将遭遇攻击，但美国本土并未遇袭。那天谁都没能做好准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基地”组织本打算对9月4日举行的首脑会议发动攻击，这次会议颇有成效，我们决定在阿富汗启动秘密侦察活动，派遣“掠食者”无人侦察机执行侦察任务。由于侦察机尚不具备攻击能力，在首脑会议的授权下，侦察机将为我们提供行动情报，以确定“基地”组织领导人物的位置。9月10日，我将该行动计划转交总统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