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中东再度出现了问题。巴以小规模冲突不断，国安会经常开会研讨此事，但该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来得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2000年，克林顿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双方首脑召集到戴维营举行会晤，希望平息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巴以冲突。前工党主席、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迫切希望达成停火协议。这次会议记录直到现今仍然是个谜，但这位前以色列将军显然准备从几乎整个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撤军，允许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以某种方式放弃耶路撒冷这座以色列治下的圣城的部分土地。不难想象，当年巴拉克在戴维营时是多么孤立无援，毕竟以色列在2000年的时候尚未就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达成共识。
戴维营巴以和谈失败之前的那年夏天，我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了以色列的骚乱事件。当年7月，在好友沙伊·费尔德曼的邀请下，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圣城，前往特拉维夫大学举行演讲。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宗教体验，看加利利海，登真福八端山（Mount of the Beatitudes），重走耶稣之前走过的路。当时耶路撒冷可谓世界关注的焦点，我告诉乔治·W. 布什，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跟巴拉克和他的几位部长见了面，并跟他们说中东和平之路仍然漫长。
以色列全国上下满怀期待，戴维营和谈或可结束他们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我清楚地记得我跟特拉维夫大学的几位朋友坐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庭院时的情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他们畅想着，如果能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该如何发展。以色列建国时间不长，跟阿拉伯人的战争却连年不断。“如果没有战火，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他们问道。
还有一次，在跟以色列一些新兴的高科技界人士座谈时，我谈及了在硅谷的亲身经历，并且跟他们说，如果无休止的冲突能够烟消云散，以色列的经济前景定当很好。尽管当时局势未定，但毋庸置疑，大家都对和谈持乐观态度。
接着，我又去见了以色列保守派利库德集团领袖阿里尔·沙龙和他的智囊团，他们正准备跟巴拉克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一较高下。这位在野党领袖清楚地告诉我，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愿意接受戴维营和谈，从此结束巴以冲突。
利库德集团在特拉维夫一栋建筑物的顶层有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酷热难耐，我就是在这里和沙龙会面的。一见此人，他的长相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壮实。他的眼神略显疲态，五官端正，操一口口音浓重的英语。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沙龙是少数几个英语说得好，但在理解别人说的话时却并不那么顺当的人。正因如此，我们聊天时总是误会不断，而沙龙总是不停地重复某个短语，这些话有时跟谈话的内容有关，有时并无半点儿关系——但当时沙龙那口流利的英语的确让我惊叹。
我了解到，沙龙在捍卫以色列领土方面可谓寸土不让，而且当年巴勒斯坦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也是经他默许的。1982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战争，该地区许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阿拉伯人（包括许多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人）对他恨之入骨。我从和他的首次会面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硬派，但我对此人仍有好感。他仿佛和以色列有太多相似之处，强硬，不屈不挠，对敌人心狠手辣，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在众多怀有消灭以色列之心的邻国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