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维营回到华盛顿后我们很快制订了危机处理方案，每天早上5点我都会跟鲍威尔商量。因为鲍威尔说，中方似乎是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半做决定，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在美国时间凌晨4点半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会在早上6点左右去白宫，7点我会跟布什总统、卡伦·休斯和安迪·卡德 碰面。鲍威尔通常也会加入我们，他正在寻找办法解决此事，我们则必须将消息封严实了。
在现今媒体环境下，我们在处理危机时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天我们都必须对记者说点儿什么。如果在每天的通报会中万一不小心措辞不当，可能正中对方下怀，因为那边也在做同样的事。倘若如此，局面很快就会失去控制。比如，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丹尼斯·布莱尔谴责中国空军采用了“非专业的方式”导致其未能成功拦截我方飞机，在空中“玩碰碰车”。我们必须否认这种表述方式。
我们还担心机组人员的安全，曾私下里告诫中方不要挑起事端，比如不要游行示威，令我们难堪。我们的大使——前海军上将约瑟夫·普吕厄能力出众，他通过领事途径接见了机组人员，让他们的家人得以安心，并告诉美国民众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美方不愿委曲求全，为没有确认的错误道歉。但几天后中方发出信号：如果鲍威尔能为死去的中国飞行员发来道歉信，危机即可结束。拉姆斯菲尔德开玩笑地说，如果鲍威尔在信中说“恳求贵方原谅”，事情就可了结。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在商量如何措辞。最后，我们发表声明，承认对中国飞行员遇难一事表示遗憾，并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中方于4月11日清晨释放了我方机组人员。当时我跟布什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康科德，那天晚些时候他说他将尽快去看望一位飞机技术人员的家属。美国一直都对机组人员的安危十分关注，总统宣布上述消息时人群大呼“美国万岁”！
当时，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几周后，我在总统办公室接见机组人员时情绪还是相当激动，他们安全回家让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最后，美方派遣一队机组人员来到中国，拆卸飞机运回美国。之前，中美双方就是否交还美军飞机的问题来回磋商。根据空军方面的报告，中国军方对美国飞机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自那之后，整个春天基本上都很太平。虽然巴尔干地区再燃战火，马其顿的暴力事件 令该地区的局势再度剑拔弩张，但这种危机在白宫的议程表上并不会占主导地位。国务院跟欧盟的盟友一起在当年夏天便调停了此次危机。
4月末，我们在美洲国家峰会上再度重申同拉丁美洲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与会者包括西半球的34个国家（古巴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能民主选举总统），但反全球化游行示威者亦云集此地。因此，当地政府做足了安保工作，当我们开车经过市中心的街道时，竟然空空如也，当天许多商铺为免生事端都关门了。
但是，会议厅里的集会却进行得非常顺利。此次高峰会议宣布将大力支持建立地区性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会议重申有必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右派”。乌戈·查韦斯虽然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当时他还不足为患。后来，我们在安第斯集团峰会间歇跟他见面时，他笑容满面，迫不及待地想看他和布什总统的合影。布什步入房间时，查韦斯几乎是从桌旁跳了起来，跟布什聊起了两人共同感兴趣的棒球。布什后来评论说查韦斯只不过是个“街头混混”，让这号人当一国之主令人担忧。后来，这个“街头混混”变成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布什之前的话得到了印证，该地区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场深受其害，最要命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亦大受影响。
